谈徐丁案。
俗语有云，各人有各人的所属圈子。徐景贤是文人雅士的代表，而丁盛则被赞誉为勇猛的武将。然而，命运的巧妙安排下，他们竟意外相遇，并在彼此间衍生出一桩难以破解的悬案。
两个人都已作古。
时至今日，或许已鲜有人能够唤起徐景贤的名字，然而在往昔，他曾凭借“上海滩的徐老三”这一美名而声名远扬。
徐景贤，一位地道的上海之子，于1933年降临于世。尽管家境颇为优渥，他的父亲却在1927年，以教师身份为掩护，悄然投身于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尽管他并未坚守至终，中途选择了退出党组织，但与姚文元那位曾为叛徒的父亲相较，他的出身背景无疑更加优越。
事实上，他们的成长轨迹颇为相似。两人高中毕业后均未选择继续攻读高等教育，而是毅然决然在解放初期投身于政府工作。在职业生涯的早期，他们均曾肩负起关键的社会职务。宣传口舞文弄墨之乐，人皆向往，张春桥也曾一度成为众人心中仰慕的领路人。
细致比较之下，姚文元的文采似乎略占上风，而徐景贤在行政管理领域的才能则尤为凸显。
今天不多提。
说说丁盛。
丁盛，一位杰出的军事英才。自建国之初便荣膺少将军衔，然而他的军旅生涯璀璨夺目，光辉事迹数不胜数，令人赞叹不已。
《丁盛将军回忆录》一经出版，书封以简洁而鲜明的笔触生动再现了丁盛将军那波澜壮阔的一生。
“征伐衡宝，安定西康，攻克瓦弄，威震四方，实为勇猛之将；虽远离故土，投身粤地，即便被贬至京沪，却也始终被誉为逆境中的英雄。”
丁盛与徐景贤相比，年长整整二十载。1913年，丁盛在江西于都县呱呱坠地，这片热土曾是中共首个苏维埃政府的发源地。在这样的历史熏陶下，他年仅十七岁便毅然决然地投身于工农红军的行列，此决定可谓水到渠成。
丁盛勇猛成名。衡宝战役林彪指挥白崇禧作战。
彼时，丁盛执掌四野135师帅印，承担着艰巨的任务，在衡阳及宝庆一带，抵御由白崇禧指挥的精锐之师——钢7军。钢7军被誉为白崇禧麾下的王牌之师，白崇禧亦以其智谋，被誉为“小诸葛”。广西子弟兵的勇猛善战，乃是不争的事实，人皆共知。
丁盛勇猛非凡，率领部队疾行如风，却不料速度之快，竟不慎踏入钢7军的包围圈。在这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丁盛保持镇定，迅速部署部队抢占周边制高点，并积极与友军保持联系，坚守阵地，静候援军到来。当得知135师陷入重围的消息后，坐镇指挥的林总立刻集结六个军的兵力，对钢7军发起了坚决的反包围行动。
此刻，丁盛指挥的部队犹如深藏敌后的孙悟空，与外围盟友协同无间，形成内外夹击的态势，最终将敌军五万余人彻底予以剿灭。
凭借一支师的精英力量，丁盛巧妙地牵制了对方的全明星王牌部队。即便身处险境，他依旧展现出临危不惧的英勇气概，沉着冷静地应对各种挑战。
历经一场激战，丁盛声名鹊起，不仅赢得了林总的极高赞誉，中央军委还特地颁发了嘉奖电报，以表彰其卓越的贡献。
1953年，丁盛晋升新职。第54军军长，英勇无畏地投身于朝鲜战场的最后一场激战——金城反击战。
1959年，丁盛所率领的第54军重返西藏，再次投身于平叛斗争的行列，为维护西藏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贡献了至关重要的力量。
1962年，肩负着神圣使命的第54军，挺进四川广袤的疆域，投身于那场气势恢宏的伟大征程。中印边境反击战丁盛前线指挥部全面掌管第54军及昌都军分区的部队调度事宜。在瓦弄战役中，丁盛凭借其高超的指挥技巧，成功击败敌军1200余人，并将余下的印军驱逐至我国国境线以南。
实际上，若非丁盛对新疆建设兵团的职务心生不满，他或许能够淡然接受，并在军队中平稳地完成自己的职业生涯。
丁盛
事有凑巧。
1964年，丁盛肩负着沉甸甸的使命，受命前往新疆建设兵团，就任副司令一职。这一任命将他纳入了大军区副职的序列。然而，他对这一职位抱持着审慎的考量。在组织反复而耐心的说服下，罗瑞卿、贺龙等领导相继介入，经过一番不懈的努力，他终究是勉为其难地应允，接受了这一职务。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中，新疆建设兵团也未能幸免，陷入了一片混乱。由于其并非一支正规的军事力量，内部问题丛生，同时亦饱受地方性困扰的折磨。在这样的形势下，丁盛萌生了更换工作地点的念头。
在寻求良友的过程中，恰逢北京会议召开，他遂向昔日的老领导黄永胜寻求在职调动的帮助。黄永胜曾两次担任丁盛的职务，与丁盛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因此将丁盛推荐至毛家湾。
四个月的时光如同箭矢般飞逝，转瞬之间便已消逝。丁盛接到调令，荣耀晋升为广州军区的副司令员。恰在此时，黄永胜正担纲广州军区的司令一职。
不久，黄永胜受命前往京城，就任总参谋长一职。黄永胜离职后，在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的行列中，林彪坚决主张由丁盛接任，从而丁盛顺利晋升为第二任广州军区司令员。
在那个年代，开国中将詹才芳身兼广州军区副司令之职，自解放战争初期便融入了四野的战斗行列。然而，林彪对他并未伸出援手。我认为，这其中的关键或许与黄永胜有所关联。
古语有云：“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林彪与领袖之间的冲突愈发激烈，使得黄永胜的处境日益险峻。1971年8月，领袖亲临广州巡视，对丁盛发出了严厉的警示：
“您与黄永胜之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交流十分活跃。假如他不幸遭遇不幸，您将采取何种措施来处理这一突发状况？”
1973年，领袖亲自部署 八军区司令互调丁盛到任南京军区司令。
丁盛与夫人
张春桥任南京军区政委。
丁盛遇张春桥。
张春桥虽为文人出身，未曾涉足军旅，即便后来担任了总政治部主任的重任，身着军装，亦难获军队普遍认同。因此，他必定会施展手段，对即将上任的南京军区司令官进行拉拢。
在我看来，丁盛在军事领域或许建树颇丰，但转战政治舞台时，他的表现却显得力不从心。因此，他所面临的困境似乎也在预料之中。
古语有云，岁月尘埃，若附着于身，便如群山连绵。正当这细微尘埃悄然降临之时，丁盛恰逢其会地伫立在此。
1976年8月8日，丁盛完成对大洋山岛与小洋山岛的巡视后，抵达吴淞口并登陆。随后，他选择了延安宾馆作为临时居所。入夜，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各界人士纷纷前来拜访丁盛，双方在室内展开了友好的交流。
徐景贤事后透露，丁盛曾提及，第60军的防御地带与上海相邻，其战略价值不言而喻。然而，军长张明与政委魏金山皆是许世友的忠实追随者，丁盛在对其进行指挥调度时，显得力不从心。言罢，丁盛随即催促徐景贤等人提前做好各项准备，众人遂各散东西。
“十大”副主席王洪文、政治局常委张春桥、政治局委员姚文元、中央委员徐景贤，以及另一位中央委员王秀珍。
二月底，“四人帮”覆灭。
1977年3月24日，在华国锋同志主持召开的中央军委全体座谈会上，他出人意料地宣布：
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不顾劝阻，顽固地追随“四人帮”，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下了无法宽恕的错误。叶剑英元帅曾多次郑重地警告他，若系首次犯错，尚可从轻发落，但若再次犯下，必将受到严厉的惩处。
“四人帮”在上海的残余势力将他视为同谋，对他礼遇有加。丁盛亦积极响应，与“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密谋叛乱，其谈话内容均有详尽记录为证。丁盛的谈话内容外泄后，“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迅速加强武装力量，分发武器超过七万件，并急忙派人进京向“四人帮”进行密报。一位大军区司令员投身于“四人帮”的阴谋之中，意图篡夺权力，这无疑是一个异常严重的政治问题。
这问题严重了！
丁盛受审，党籍被除。
胸中激荡着难以平息的怒火，他坚信自己与四人帮毫无瓜葛，所发表之言论亦非其所诬陷。于是，他向徐景贤寻求一个合理的解释。然而，徐景贤并未给予任何回应。那时，徐景贤已被囚禁，孤立无援，因此无力给出答案。待徐景贤重获自由之后，在其所撰写的回忆录中，也未再提及那起往事。
徐景贤
徐景贤造谣丁盛？
我持有不同的观点。首先，他们曾在上海有过一次会面，并就此展开了交流。尽管彼此间并非深交，但谈论的话题自然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工作领域。丁盛所负责的工作涉及南京军区众多细节，发表个人意见亦属寻常。然而，这一切绝非武装暴动的讨论话题。在那个时期，毛泽东主席依然健在。
徐景贤未曾料及，他寥寥数语竟使丁盛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面对丁盛的追问，他实则无言以对。然而，他亦不便无端直言，因此在出狱后选择对此事缄口不言，或许实为最恰当的抉择。
显而易见，丁盛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已暴露无遗。对他所采取的措施，并非仅仅因为他发表了那些言论，其根本原因实际上在于他在军区司令的职位上意外停留了数年时间。
昔为四野健将，林彪帐下显赫英才。在黄永胜的引领下，他成功攀升至大军区高层，此成就离不开林彪与黄永胜的青睐与扶植。然而，林彪、黄永胜先后失势，他却不可思议地保住了自己的地位，这其中究竟有何玄机？
徐景贤的言论，实际上不过是向丁盛提供一个可抓的救命稻草，即便没有这根稻草，他也能找到其他出路。南京军区关键岗位的授予，又岂能轻易交给与林彪、四人帮关系错综复杂的人呢？
丁盛命运尚可。
这位勇士，身处枪林弹雨之中，却总能挺身而出，英勇无畏，胆识过人。在他担任连队领导期间，他以“丁大胆”的美誉，声名远扬于军营内外。令人惊叹的是，他竟如神助一般，奇迹般地保全了自身，安然无恙。
曾是林彪亲信，深得重用的他，即便在“9·13”事件之后经历了严格的审查，仍有力地证明自己与林彪集团并无任何联系。正是基于此，1972年3月，中共中央毅然决定任命他为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并赋予他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以及广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双重重任。
连续五年在和平岁月中担任大军区司令之职，堪称一段难得的佳话。
最终，他仅经历了一段短暂的拘禁，幸运地避开了牢狱的折磨，得以继续享有自由的生息。
1982年7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正式向丁盛送达了《免予起诉决定书》。该文件明确指出了1980年起诉书中所列举的丁盛所犯的各项罪行，包括“策动武装叛乱罪”。经严格审查与核实，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尽管如此，鉴于丁盛在事件中仅扮演了“从犯”的角色，军队组织经过深思熟虑，认为其过失虽在，但影响相对有限。同时，考虑到丁盛在战争年代所立下的赫赫战功，最终决定对其免予起诉。此外，丁盛被安排退出现役，并按照团级干部的标准，在地方接受相应的安置。
丁盛心中仍存遗憾，遂向高层领导和资深首长提交了申诉。然而，他并未获得令人满意的答复。然而，在众多老战友和首长的深切关怀与悉心关照中，鉴于丁盛过往赫赫战功，组织特地将他的待遇上调至副师级，并安排他前往广州军区干休所安度晚年。与此同时，丁盛的月生活费也显著提升至500元，在那个九十年代初的社会背景下，这已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
丁盛家属被接纳同住。
1999年9月25日，被誉为“大胆将军”的这位传奇人物在广州辞世。即便是在生命的终结之际，对他的尊称亦受到严格限制——严禁提及“同志”这一称呼，其过往的职务亦不得被提起，即便是“红军战士”这一荣誉的称号亦被明文禁止。最终，他只能以“丁盛老人”这一谦逊的别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徐景贤和毛主席
实际上，那位与他结怨的徐景贤又如何能逃脱历史潮流的洗礼呢？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中，徐景贤卷入数起失当之行。然而，众多行径实则是在张春桥的亲自指令下展开的，这其中包括了对上海市前市长陈毅的侮辱行为。
在“九大”召开之际，张春桥委派徐景贤等人将陈毅邀请至上海代表团，并在内部秘密策划了对陈毅的批判运动。会议期间，对陈毅自井冈山时期至“二月逆流”期间的所谓“反党行为”进行了全方位的审查与判定。然而，不久后，大会秘书处的吴法宪将徐景贤与王洪文召集至办公室，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要求对陈毅的批判应有所节制，并询问是否需要继续举行批判会议。
徐景贤和周总理
徐景贤品质尚可。
在那波涛汹涌的“文革”岁月里，他始终秉持着自我原则，亲朋好友并未因此获得任何便利。即便是他唯一的亲弟弟在云南农村插队多年，他亦未曾动用自己的关系将他调回上海；对于那些亲戚中渴望参军的人，他也未曾提供任何特殊关照，未曾轻易放行；至于他的父母，在破旧的石库门里辛勤地清理马桶数十年，居住环境简陋，缺乏煤气和卫生设施，他亦未曾为父母改善过居住条件。
程乃珊忆往事。
清晨时分，她的同事匆忙骑自行车赶往工作地点，却不慎车身擦碰到一辆驶过的轿车后轮。他迅速刹车，幸运地避免跌倒。就在此时，市委书记徐景贤从轿车中走出，弯腰关切地询问骑车人腿部是否受伤，并连声道歉。
在即将到来的聚会前夕，饭店门口的垃圾桶边，几只废弃的塑料瓶随意地散布着。徐景贤作为第一个抵达的人，他毫不犹豫地弯下身躯，逐一捡起这些塑料瓶，并将它们精准地投入垃圾桶中。
岁月在头上刻痕。
1976年10月，徐景贤不幸陷入了被捕的风暴之中。在审讯中，他坦诚直率，态度积极，尤其在协助中央接管上海的进程中，他的表现尤为显眼。起初，中央预期接管上海将遭遇一场极为复杂与艰巨的挑战，为此特意组建了一支由17位省部级官员和58位司局级官员组成的强大阵容；然而，接管过程竟然出人意料地顺利平稳。这其中，徐景贤等人的服从与默契配合，其作出的贡献，实不容忽视。
法院意图对他实施宽宥处理，最终决定不予起诉。然而，将马天水定性为上海地区的主要犯罪分子，并对其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出乎意料的是，马天水突然罹患精神病，导致对其刑罚的执行变得无法进行。
他判18年监禁。
即便身陷囹圄，徐景贤仍难逃命运的拨弄。身为高级干部，他并未被安排入驻秦城监狱，而是被囚禁于上海的提篮桥监狱之中。
因此，我不得不强调，徐景贤与丁盛实则命运多舛，他们所面临的困境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