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燏时：从首任北大校长到人民参事，一位留日先驱的救国之路与枫桥精神的深层共鸣
1905年7月，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礼堂内，一位27岁的中国青年从校长手中接过工科硕士学位证书。这一刻，何燏时成为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正规大学毕业的第一人。掌声中，没人能预料这位青年才俊将来会走过怎样曲折而光辉的道路——从京师大学堂工科监督到北大首任校长，从实业救国者到抗日民主战士，最终登上天安门城楼见证新中国的诞生。而这份贯穿一生的担当与坚守，早已在他的故乡浙江诸暨枫桥埋下种子，成为“枫桥经验”跨越百年依然鲜活的精神源泉之一。
家学渊源：浙东名宿之后的枫桥底色
1878年8月10日，何燏时出生于浙江诸暨枫桥区赵家花明泉村一个书香门第，这里距枫桥古镇仅十数里，浸润着浙东学派“经世致用”的文化基因。其父何蒙孙是浙东著名教育家和书法家，不仅以学识闻名乡里，更以担当践行着枫桥人“务实为民”的朴素信念。1899年，何蒙孙创办景紫书院（今浙江省重点高中“学勉中学”前身），打破旧式私塾的局限，开设算学、博物等新式课程，让家乡子弟既能通晓典籍，又能接触新知——这种“既守根本，又求革新”的办学理念，正是后来“枫桥经验”中“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所蕴含的“务实创新”精神的雏形。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赴浙东视察，到枫桥大庙演讲时，正是何蒙孙先生作为地方贤达，前往枫桥三里亭迎接。交谈中，当何蒙孙提及“与周恩来祖父相识交好”时，周总理当即欣然执晚辈礼相待。这一幕不仅展现了两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更折射出枫桥人“尊贤重道、以礼待人”的处世准则——而这种准则，后来成为“枫桥经验”中“依靠群众、化解矛盾”的重要文化基础。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何燏时，自幼便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中，将“读书为报国、做事为百姓”的信念刻进骨子里。1898年，清政府选派学生留日，20岁的何燏时以优异成绩入选。临行前，他站在景紫书院的庭院里，望着父亲题写的“经世致用”匾额，立下“学他国之长，补我国之短”的誓言——这既是一位青年对国家的承诺，更是枫桥子弟对“担当”二字最朴素的诠释。
负笈东瀛：中国留日高校毕业生第一人的枫桥志气
何燏时到日本后，先进入预备学校苦攻日语。语言不通，他便每天清晨跑到东京街头，跟着商贩学口语；教材艰深，他就通宵达旦啃书本，连日本同学都惊叹于这位中国青年的韧劲。1899年，他凭借这份毅力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1902年更是以全年级前5名的成绩，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工科采矿冶金系——这是当时日本最顶尖的工科专业，也是中国工业发展最急需的领域。
彼时的中国，矿山被列强觊觎，钢铁产量不足世界的千分之一。何燏时在课堂上看到日本教授展示的中国矿产分布图，标注的却是“大日本帝国潜在资源区”，他攥紧拳头对同学说：“中国的矿山，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开采；中国的工业，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撑起。”在日求学期间，他不仅系统学习矿冶技术，还主动研读西方政治学、经济学，因为他深知：救国不仅需要技术，更需要先进的制度与思想——这种“既重实业，又谋全局”的视野，与枫桥人“遇事不慌、谋定而后动”的行事风格一脉相承。
1905年7月，何燏时顺利完成学业，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获工科硕士学位。当他从校长手中接过证书时，台下的中国留学生纷纷起立鼓掌——这不仅是个人的荣誉，更打破了日本人对中国留学生“只能学技艺、难登学术堂奥”的偏见。他的毕业论文《论中国铁矿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后来被收录进日本工科院校教材，成为首个被日本学界认可的中国留学生研究成果。
归国前，日本多家矿冶企业向他抛出橄榄枝，开出年薪远超国内数十倍的待遇，甚至承诺为他申请日本国籍。但何燏时毫不犹豫拒绝：“我来日本是为了救国，不是为了谋生。我的根在中国，我的事业也必须在中国。”这种“不为名利所惑、坚守家国初心”的志气，正是枫桥精神中“重义轻利、心怀家国”的核心要义——百年后，枫桥干部在处理群众矛盾时，始终坚持“群众利益为先”，正是对这种精神的传承与践行。
执掌北大：力保国立大学不坠的枫桥担当
1906年春，何燏时学成归国，先后任浙江省矿务局技正、学部专门司主事兼京师大学堂教习。他本想投身矿冶实业，用所学技术为国家开矿炼钢，但面对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的衰败现状，他毅然接过了“工科监督”的重担——当时的京师大学堂，校舍破旧、师资匮乏，学生多为官僚子弟，学风涣散，甚至有人带着仆从上课。
何燏时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整顿学风。他制定《京师大学堂工科学生守则》，明确规定“禁止携带仆从入校”“上课迟到三次即予退学”，甚至亲自站在学堂门口检查考勤。有位军机大臣的侄子迟到被记过，托人说情，何燏时不为所动：“学堂是培养人才的地方，不是官僚子弟的游乐场。若要讲特权，就请离开这里。”这种“不畏权贵、坚守原则”的态度，像极了枫桥人“遇事敢较真、办事讲公道”的性格——后来“枫桥经验”强调“依法办事、公平公正”，正是这种担当精神在基层治理中的延伸。
1907年，何燏时奉命再赴日本考察大学制度，为京师大学堂筹划新校舍。他带着图纸走遍日本各大高校，白天考察建筑布局，晚上熬夜修改设计方案，甚至亲自参与建材选型，只为“让中国学生有一座不输于外国的学堂”。1909年，京师大学堂德胜门外新校舍建成，拥有实验室、图书馆、体育馆等现代化设施，成为当时中国最先进的高等学府建筑群——这种“事必躬亲、精益求精”的务实作风，与枫桥人“做事不敷衍、力求做到最好”的传统不谋而合。
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1913年11月，何燏时成为北大首任校长。就在他就任不久，教育部以“经费不足”为由，欲停办北大，将其并入天津北洋大学。消息传来，全校师生人心惶惶，不少教授已经开始收拾行李。何燏时却异常坚定，他连夜写下《上大总统书》，据理力争：“北京大学是国家最高学府，是文脉所系、人才所出。办理不善，可以改良；经费虚糜，可以裁节；但此国立大学之根基，绝不可遽行停止！若停办北大，便是断国家未来之希望！”
为了保住北大，他四处奔走，联合教育界名流梁启超、蔡元培等人联名抗议，甚至在教育部会议室与总长当面辩论，整整僵持了三天三夜。最终，在他和全校师生的坚持与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当局裁并北大的企图彻底落空。北大不仅得以保全，还在他的主持下，增设了地质学、机械工程等新专业，延揽了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沈尹默等一批顶尖学者——这些人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力量，而北大也成为中国近代思想解放的摇篮。
值得一提的是，何燏时是“会稽山献给北大的三位校长”之首，另外两位是诸暨陈蔡的蔡元培、嵊州马宅的马寅初。三位浙东教育家相继执掌北大，都以“敢担当、敢革新”闻名，而他们身上共有的“务实、坚韧、家国情怀”，正是源于浙东大地，尤其是枫桥文化的滋养。何燏时保住北大的壮举，不仅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里程碑，更将枫桥人的“担当精神”推向了全国——这种“为了集体利益，敢于挺身而出”的精神，至今仍是枫桥干部处理复杂问题时的精神指引。
道不同不相为谋：拒绝与旧势力同流合污的枫桥风骨
何燏时不满袁世凯的独裁统治，1914年1月毅然辞去北大校长职务。此后，他回到南方，开矿办厂，践行“实业救国”的理想。他在浙江长兴创办煤矿，引进日本先进采矿设备，亲自下井指导矿工操作，短短三年就将煤矿年产量从不足万吨提升到五万吨，为江南地区的工业发展提供了重要能源支持。
但动荡的时局，让他的实业梦屡屡受挫。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他的旧友郑孝胥（时任伪总理）、罗振玉专程派人携巨款到枫桥，欲邀何燏时出任伪教育部长，承诺“可执掌东北教育大权，享荣华富贵”。面对诱惑，何燏时拍案而起：“我是中国人，绝不会为傀儡政权效力！你们这些背叛国家的人，也配来见我？”他当场将巨款扔出门外，把说客赶离家乡——这种“宁折不弯、坚守气节”的风骨，正是枫桥人“明辨是非、不与恶同流”的鲜明特质。在后来的“枫桥经验”实践中，基层干部始终坚持“守住底线、不越红线”，正是这种风骨的当代体现。
同时，何燏时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也十分不满。虽然国民党要员中不少是他的同学故旧，时常邀其出来做官，甚至许诺“委以省府要职”，但他均婉言拒绝：“我若做官，只为救国救民；如今国难当头，你们却忙于内战，这样的官，我不屑为之。”他宁愿在家乡办学，免费为贫苦子弟授课，也不愿与国民党当局同流合污。
何燏时的正直，到晚年依然不改。在家乡花明泉村，有个村霸何全梅（人称“全梅大将”），长期欺压乡里，强占民田，甚至勾结土匪劫掠村民，百姓敢怒不敢言。何燏时得知后，不顾自己已年过六旬，拄着拐杖走遍全村，收集何全梅的罪证，然后亲自到县里告状。面对何全梅的威胁恐吓，他毫不畏惧：“我活了六十多年，从没怕过恶人。只要能为乡亲们除害，我就是拼了老命也值！”最终，在他的坚持下，何全梅被依法惩处，村民们纷纷上门致谢。这件事在枫桥一带传为美谈，也让“遇事敢出头、为民敢发声”的枫桥精神更加深入人心——如今，枫桥建立的“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会”，正是鼓励群众像何燏时一样，主动参与基层治理，维护自身权益。
抗日救国：从实业家到民主战士的枫桥情怀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大举南下，浙江多地沦陷。何燏时再也无法安心办学，他放下教鞭，投身抗日民主运动。1939年，周恩来到浙江视察在枫桥大庙进行了举世闻名的枫桥抗日演讲，何燏时之父何蒙孙，专程前往枫桥三里亭迎接。两人一见如故，从家世渊源聊到抗日形势，当周恩来阐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时，蒙孙先生激动地说：“这才是救国的正确道路。”
他以乡贤身份，还利用自己的人脉，为浙东游击队筹集粮食和药品。有一次，游击队急需一批医疗器械，何燏时不顾日军封锁，冒着生命危险，乔装成商人，带着医疗器械从上海出发，辗转数千里，最终将物资安全送到游击队手中。他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是枫桥人，更是中国人，保家卫国，义不容辞。”这种“舍生忘死、为国为民”的情怀，正是枫桥精神中“家国一体、共赴危难”的生动写照——抗战时期，枫桥一带的群众自发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支援前线，与何燏时的行动形成了“上下同心、共抗外敌”的动人画面。
因积极投身抗日，何燏时被推举为浙东游击区人民代表，两次参加浙东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45年1月，在浙东敌后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他以高票当选为参议会副议长。在任期间，他积极推动“减租减息”政策，帮助农民解决粮食问题，还组织知识分子创办抗日刊物，宣传爱国思想。当时的《新浙东报》曾报道：“何副议长虽年事已高，却每日奔波于各村之间，倾听百姓诉求，解决群众困难，其为民之心，令人敬佩。”这种“深入群众、为民服务”的作风，与后来“枫桥经验”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高度契合——可以说，何燏时在抗日时期的实践，为“枫桥经验”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基层治理范本。
坚贞不屈：两次入狱不改其志的枫桥韧性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何燏时正在浙江上虞参加浙东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准备随中共代表前往延安。但由于形势变化，浙东游击队奉命北撤，中共领导劝他：“先生年事已高，延安路途遥远，不如先回诸暨老家暂避，待局势稳定后再作打算。”何燏时听从建议，踏上返乡之路。
然而，他刚到枫桥，就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在狱中，特务对他威逼利诱，逼他“交代中共地下党名单”，甚至动用酷刑。但何燏时始终坚贞不屈：“我是中国人，只知道抗日救国，不知道什么地下党。你们有本事就杀了我，想让我出卖同胞，绝无可能！”他在狱中绝食抗议，身体日渐虚弱，却始终没有吐露半个字——这种“宁死不屈、坚守信仰”的韧性，正是枫桥人“遇事不低头、越挫越勇”的性格体现。在“枫桥经验”的发展过程中，面对复杂的矛盾纠纷，基层干部始终坚持“耐心化解、绝不放弃”，正是这种韧性的传承。
后来，在多方营救下，何燏时得以出狱。但他并未因此退缩，反而更加坚定了追随中国共产党的决心。他与夫人避居杭州后，继续与中共地下党保持秘密联系，为地下党传递情报、掩护同志。1947年，国民党当局再次将他逮捕，关押在杭州陆军监狱。这一次，特务们换了策略，用“高官厚禄”诱惑他：“只要先生肯写‘悔过书’，我们可以让你出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何燏时冷笑道：“我一生光明磊落，从未做过需要悔过的事。你们的高官厚禄，在我看来一文不值！”
在狱中，他还鼓励其他被捕的进步青年：“黑暗总会过去，光明一定会到来。我们要坚持下去，为了新中国，为了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这点苦算不了什么。”最终，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再次释放何燏时。两次入狱的经历，不仅没有打垮他，反而让他更加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走向光明——这种“历经磨难而初心不改”的韧性，为“枫桥经验”注入了“百折不挠、持之以恒”的精神力量，让枫桥在面对各种困难挑战时，始终能够迎难而上、砥砺前行。
见证新生：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开国元勋与枫桥精神的传承
1949年5月，杭州解放，何燏时终于迎来了他期盼已久的光明。当解放军战士敲开他家门，向他致以敬意时，这位71岁的老人激动得热泪盈眶：“我等这一天，等了整整一辈子！”不久后，他作为“特别邀请人士”，赴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在会上，何燏时与黄琪翔、张难先等代表联名提出“请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名义电告联合国大会，郑重声明否认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提案。这份提案言辞恳切，立场坚定，得到了多数代表的支持。提案审查委员会立案后交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审议，最终被确定为“应交中央人民政府执行”的重要提案——这是何燏时作为民主人士，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也体现了他“与时俱进、紧跟时代”的远见卓识。
9月30日，何燏时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0月1日下午，他穿着崭新的中山装，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当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时，他与在场的代表们一起欢呼、鼓掌，泪水再次夺眶而出。这一刻，距离他1905年从日本留学归国，已经过去了44年；距离他在枫桥立下“救国之志”，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他用一生的坚守，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这份坚守，正是枫桥精神“不忘初心、矢志不渝”的最佳诠释。
新中国成立后，何燏时历任中央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政协浙江省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等职。虽然年事已高，但他依然积极参与国家建设，经常深入基层调研，为政府决策提供建议。他曾多次回到枫桥，与家乡干部群众交流，鼓励他们“要听党的话，好好为老百姓做事，把枫桥建设好”。他还提议在枫桥创办农业技术学校，帮助农民学习科学种田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