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湖北文史资料》第九辑(1984年5月，不确信)，作者朱鼎卿，原标题《从就任湖北省政到川西起义的经过》
正文
七、回到鄂西
我于一九四九年九月中旬回到利川，召集省政府和绥靖总部的高级军政人员开会，将广州、重庆、万县的情况告诉大家，着重地讨论和决定了如下事项：1.电告顾祝同，请速拨粮服经费，并补充械弹器材，以便部队移到鄂北。这一点，我们明知他对地方部队是不会照拨的，如果不拨，我们就有词可籍，部队不能移到鄂北的责任在他而不在我。2.整顿被宋希濂用在战场上打残破了的部队，合并改编为四个师，着手进行训练。3.在恩（施）利（川)交界处，选择阵地，构筑据点工事，不让宋希濂部队进入，如果宋部败走，即凭藉这些据点进行游击战。我在利川停留十天左右，再度回到恩施。这时，前方情况紧张，宋希濂部队刚由宜沙撤退到鄂西，给养供应不上，就地需索、民怨沸腾。我断定如解放军发起攻势，宋部必然溃败，而且迹象表明，宋部已有转向川湘公路撤走的趋势。因而我感到情况十分严重和迫切，乃召集地方负责军政人员在恩施开会。规定地方行政和武力必需配合军队作战，不得离开辖境。会议时，曾请宋希濂参加指导，宋在会上作了鼓励性的讲话，表面上似乎能够和衷共济的样子。在此期间，我最感困难的是公教人员和部队官兵的吃穿问题。考虑再三，决定再赴重庆，亲向中央催款，并要求国防部给我两个军的番号，以资维持。
八、鄂西解放前后
我于一九四九年十月底再到重庆，首先向财政部长关吉玉请求速发经费。关说：“财政部目前所筹划的是胡宗南、白崇禧、宋希濂部队的军费，对行政费实在无能为力。”我又向行政院院长阎锡山要求，阎更是漠不关心，我曾托居正代向阎锡山说话，居说：“阎老西是狗子眼睛，你骂他几句可能有效，否则是无效的，我不愿和他谈话。”我看拨发经费完全绝望，硬着头皮去央求顾祝同给我两个军的正式番号。经过再四申请，顾答应给我两个暂编军的番号（暂八军、暂九军），并规定每军每月暂发维持费五万元，先发两个月维持费，其余粮服、械弹、器材，容后再谈。不料枝节横生，鄂北行署主任李朗星私到重庆活动，顾祝同委他为暂八军军长，直接向财务部门领了一个军两个月的维持费十万元逃走。下剩一个军两月的维持费十万元，仍然不敷应用。
国防部鉴于鄂西当面的解放军有向西南进军的象，同时考虑到我与宋希濂不能合作，乃令我指挥所部并加调七十九军（原归宋希濂指挥）归我节制，担任巴东至渔阳关（不含）之线的守备任务。宋希濂所部紧接我的右翼至五峰、鹤峰及其以南之线的守备。我认为这样的调整布置既可避免彼此冲突，又可独立执行任务，感到很满意。不料当我还在重庆，部队命令尚未下达之际，鄂西即告解放，宋希濂部沿川湘公路溃退，不可收拾。
有一天，顾祝同用电话找我到他家谈话，有宋希濂的副主任靳某，孙震的副主任韩文源在座。顾当面对我说：“好哪！鄂西被你们闹垮了，影响整个战局。”我感到顾祝同说话太不公允，很气愤，当即声色俱厉地回答：“鄂西作战我还在重庆，怎么怪我闹垮了的呢？我原先与宋希濂有些意见，已经在广州向总长详尽地报告过了。我由广州回到鄂西后，根本再没有什么意见，而且前天还代宋希濂向总长呈述他的困难，要求帮他解决。怎么说宋希濂战败是我闹垮了的呢？请总长调换一人接替我的职务，免得将来贻误大局，我负责不起。”顾又缓和地说：“却也不一定怪你一人，你们彼此都有责任。”我又说：“还是请总长把我调开。”顾很不高兴地说：“你们的事我管不了！”起身就往楼上走。我也气愤地说：“我想总长也不大好管！”经过这次谈话，得罪了顾祝同，我知道今后问题更多，心中十分苦闷。第二天夜晚十二时左右，罗广文（与我十八军老同事）驰车到我家，对我说：“今天顾总长请你们湖北元老贺国光、徐源泉、徐会之等吃饭，有我的参谋长在座。湖北元老对顾总长说：鄂西垮了，听说朱主席逗留重庆不想回去，请总长注意。顾说：朱鼎卿与宋希濂闹纠纷，影响整个战局，而且还有很大脾气。我建议你还是早日离开此地回到前方为好。”我听了罗广文这番话，担心顾给我下不来，仓卒离开重庆，回到万县。从川鄂绥靖公署得知，宋希濂部已沿川湘公路向西溃退，鄂西全部解放。湖北省政府人员和部队纷纷由利川向万县奔逃，我即赶往万县以东的龙驹坝督促收容，并依照孙震转述的国民党国防部的命令，着手整编：1.将所有湖北的军政名义一律撤销，改为第三兵团归孙震指挥；2.省政府文职人员给资就地遣散，愿意随军行动的人，改为第三兵团政工队；3.所有部队改为暂八，暂九两军。暂八军军李朗星私逃，由我兼任，副军长曾宪成实际负责；暂九军军长由杨达兼任，副军长王胜泌、李超君（兼）。暂八军辖两师，师长郑卓、戴济平；暂九军辖三师，师长张整军、宋少华、高跃东。兵团司令部直属部队有独立旅、教导团、特务团、警卫团、通讯营、运输营各一。装备不全，人数约三万。归我指挥的七十九军陷入溃乱之中，联络不上，无法归还建制。
约在十月中旬，孙震命令我部担任自万县以东直至忠县的江防守备，以掩护主力军转进，然后再逐次撤至渠县附近，沿渠水对东作战。我在万县附近呆了两天，因为孙震电话不通，去向不明，这时重庆已经解放，而又天气严寒，衣食两缺，乃决心撇守下令各部队到梁山附近集合，沿小川北山路向川西撤退。
九、万县至川西途中
大约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第三兵团由江防线上撤下，经过两天急行军，到梁山附近时狼狈不堪，情况不明。有的部队还没有赶到指定地点，有的找不到村落，只好在行军路上露宿，半夜发现稀落枪声，即惊惶失措，五离四散。通讯营、输送营冲散得特别厉害，因之通讯人员、器材和行李辎重损失殆尽。次晨继续西行时，听到后尾有枪炮声，这时只求迅速脱离，顾不到抵抗。以后知道有两个师（暂二十五师，师长宋少华；暂二十六师，师长高跃东）没有跟上，中途被解放军缴械而投降。随队的官兵也有不愿意远走，私自离开队伍的。这时，我心里非常懊恼。
到了渠县附近，想到孙震只顾自己逃命，不管别人死活，根本没有考虑什么“沿渠水对东作战”的任务，一直向西奔逃。由于左右无友军，情况不了解，四川军用地图缺乏，每日行军命令仅仅能指示大的目标，不能作确切的规定。又因小道崎岖，行军长径有二日行程，我走在部队先头，随时找地方响导了解情况和进路后，再通知后续部队跟进。这样的行军情况，是很难确实掌握部队的。同时想到我与顾祝同、宋希濂有裂痕，到了川西后还要仰他们的鼻息，这个日子如何过得下去，因之心情更加苦恼。
行到三台附近，被孙震后尾部队劫去一些人马、械弹、器材和仅存的少数经费。经过往返交涉，仅将官佐放回，其余兵、马、金钱和物品则推待查明后再行归还，但终于没有得到答复。当时很想同他打一仗，又怕小不忍而乱大谋，只是恨恨而已。
我在没有到达成都附近时，原决定超过成都以西进到郫县集结，以避免国防部抓沙抵水，用上作战。不料行抵郫县以东的某地（地名忘记）时，该地警戒部队不让进入。同时地方帮会势力看出我们是外来的部队，不懂得“言语拿顺”，向我围攻，企图抢枪。不得已，乃折转新都附近集结。这时，后续部队不知尚在何处，联络不上，颇为忧虑。
十、起义经过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拂晓，我率先头部队到达新都附近后，看到公路上整团整营的部队由北向西南逃走，没有一个高级指挥官。孙元良司令部也在新都，派人与该部联络，据称孙元良不知去向，孙震已逃走。我知道形势危殆，当即搭上长途电话找成都高级机关讲话。电话局说：“这里有补给区司令部。”我以为自已曾经当过补给区司令，一定会有熟识的人，马上叫他摇到补给区司令部找司令讲话。在通话中互问了姓名，他认识我，我却不知道他，他很尊敬地称我是“鼎公”。他说：“我姓贺，原是联勤总部副参谋长，现在是这里补给区司令。”我问他成都的情况怎样，他告诉我：“顾祝同、胡宗南已于前天飞到台湾，胡宗南部队今天早晨开走，此地由王缵绪负责。我兼任城防司令，不打算走，你看怎样？”我答“很好”，接着说：“我初到此地，一切情况不明，请你随时和我联络，并请补充我一些通信器材。”他答说：“可以，请派人来拿。”电话一挂，我又想到应该请他派一辆汽车给我备用，再摇电话就不通了。我因形势突变，既然失掉上级指挥，只有当机立断，不可因循自误。即与彭旷高、李超君等商量，决定参加成都起义。派彭旷高（因彭在抗战期间当过王缵绪的参谋长）连夜赶到成都，作我的全权代表，找王缵绪接洽，并限令次晨回报。又叫李超君打电话与王缵绪联络，表达我们的意愿。电话接通后，因王缵绪耳聋，通话不便，王仅说：“你到成都来当面接谈。”
二十五日上午，还没有得到彭旷高的回报，十分焦急。这时，盛传解放军将由绵阳向成都进发。我考虑自己的部队分散在新都附近公路两侧村落（后续部队正在陆续到达），官兵都不了解我的决心和处置，深恐新都是解放军必经之路，会因双方情况不明引起意外；乃下令各部队向新都以东山地移动，藉资隐蔽，而利从容处置。刚在移动中，暂九军军长杨达送来一份报告，其内容大意为：“现在形势不好，官兵疲惫不堪，还是起义好。”我即在原报告上批复：“已经派人赴成都接洽，仍继续行动。”约在当日下午四时左右，行至赵镇附近山口时，探知前面来了两团解放军，向我们急进。我认为这是阻击我们的，为了避免作战，即令部队以行军态势，向右侧高地后面隐蔽，派一小部份队伍监视，不得发射。不料目标暴露，解放军一到就向我们打了几炮，死伤数十人，这时与监视部队打起来了。一时情况极为严重，用号音联络也不对头。幸好先头团长陈翼东派一副营长跑到解放军的某第二连连长处说明我们已经在成都接洽起义，请不要打；这时，杨达也自动地到解放军某前线连喊我们的部队不要打。约一小时，一场误会和虚惊才告平息。由于这场误会，更引起我的怀疑与恐惧。心想，参加成都起义吧，既没得到彭旷高的回信，不知接洽的情况如何，又看到解放军怀着“敌视”态度，一碰见就给我们以迎头痛击，会不会真能容纳我们，将来结果如何，很难断定。又想到我在国民党混了二十多年，平素总是讲“不成功便成仁”之类的话，现在一遇危难就“变节”投降，将来何以见人。想再裹胁一部分势力继续逃亡吧，又以大势已去，无法图存，而且所有官兵经过长途跋涉，疲惫不堪，加之人民痛恨，到处受阻。更想到蒋介石、顾祝同等对我歧视排挤，百般摧残，白崇禧阴谋陷害，把我推进火坑，如今他们远走高飞，置我们这些“抱的儿子”于不顾，为什么还要为他们作“孤臣孽子”“披麻戴孝”呢！这样反复思考，终于选择了投向人民的道路。当夜派参谋长李超君驰赴赵镇，找到解放军六十军一八O师说明我们派员到成都接洽起义及其它各种情况，适逢杨达也自动地到达赵镇，他们两人一同与一八〇师首长们接谈，倍受亲切关怀。
十二月二十六日，杨达、李超君带回六十军一八O师正副师长和政委等给我的联名信，一面对我嘉奖，允照成都附近起义待遇，一面指定我把部队带到成都附近的石板滩集结，听候整编。我接到他们的来信后，心情即转安定，马上率领部队经赵镇向石板滩开动。在进行途中，接到彭旷高由成都派人送来王缵绪给我的信和命令，大意是对我嘉勉并指令我的部队在金堂附近集结，还给我以副总司令名义，我这时因为已经与解放军直接联系，即仍照一八O师首长们的指示进行，对王缵绪的命名认为已经过时，未予置理。到达石板滩后，解放军即发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许多小册子。我召集司令部和直属部队班长以上人员讲话，大意是：1.我们过去同共产党是敌对态度，现在起义，即成友军，不许再有敌对态度；2.遵照发下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行事，不得违反纪律，所有给养由地方乡政府按人数供应，不得径向老百姓需索，3.清查人马、械弹、被服、装具器材，并妥为保护，不得隐瞒盗卖，否则即行严办。驻在石板滩以西和新都附近的部队，分别责成杨达、曾宪成、张整军等依照上述要求，对所属官兵告诫执行。
这时，我知道解放成都的高级领导是贺龙司令员，心中暗喜，认为我以前曾一度作过贺司令员的部属，倍承厚爱，这次恰好相逢，是绝处逢生，决定马上到成都晋见。当即令杨达负责掌握部队，我专程到成都。先会见彭旷高和曹勗（曹这时任王绩绪高参），彭向我报告了与王缵绪接洽情况，以及由地下工作人员郭曙南发出起义通电经过，介绍我与郭曙南见面。次日，由郭陪我往见贺司令员。会见时，我对贺司令员的面貌认识很清楚，贺司令员似乎不大记得我。我说：“司令员不认识我吧？”他说：“一时记不起来。”我即报告说：“我在湖南桃源、澧州办教导大队；后又当参谋”。往事一提，贺司令员马上记起来了，说：“你是云南讲武堂十八期毕业的？”我说：“是的。”他说：“你搞得很快。”我说：“惭愧得很，往事皆非。”贺司令员又亲切地何了我的年纪，并鼓励我“不要紧，从头来。”接着他又问道：“你为什么不在湖北起义？”我说：“那时谈不上，我不敢向部下讲这话，部下也不敢向我讲这话，现在后悔已经迟了。”接着，我把起义经过如实地向他作了汇报。他问我住在哪里，我说住在王缵绪总部对面的瓦房。接着，贺司令员指示我说，“你以后有事可以直接找我。不要找王缵绪，你找他，他还是要找我。王不是好人。”他并介绍我同张经武参谋长见面，并由张参谋长写介绍信给我往见第十八兵团周士第司令员。贺司令员告诉我：“周士第司令员是黄埔一期毕业，善于指挥作战，北伐时任叶挺团的营长，打汀洒桥负过伤，曾任过我的参谋长。你见他要照刚才和我谈话一样，不要拘束。”即派一参谋持介绍信引我去见周士第司令员。我即将部队起义经过和集结情况向周司令员作了详尽报告，周司令员也对我作了一番鼓励的讲话。我仍回到贺司令员处，参加年节会餐。会餐中，贺司令员对我说：“你赶快回到部队中去，把部队好好收容整编，不要再扰害人民；从前纪律不好还可原谅，以后纪律不好会有妨碍。部队整理好了之后，再回到成都多住几天。”经过与贺司令员谈话后，感到他热情爽快，不减当年，我心情无比快慰。所以从此以后，一切事情总是找贺司令员请示，不再找王缵绪了。
回到石板滩后，宣达了贺司令员对我的关怀，大家都喜形于色，减除了许多怀疑和顾虑。这时军代表和政工人员已派到部队帮助整训。正在进行整训中，贺司令员在成都召集团长以上起义军官开欢迎大会，我率团长以上人员出席了这次会议。贺司令员、李井泉政委、周士第司令员都在会上讲了话，对大家表示亲切慰问，并介绍解放军的优良作风，使到会人员受到很大感动。会后，贺司令员对我说：“现在前方部队已经开始整训，你可在后方多休息几天。”我即指定杨达负责石板滩附近部队整训，曾宪成、张整军负责大面铺（已由新都移驻此地）附近部队整训，同时指定李超君监督司令部人员赶办移交表册。为了慎重起见，责由杨达商得军代表同意，将石板滩附近部队的武器、弹药、一律交由解放接收，并将部队缩编为一个师，多余军官集中为一个大队进行教育（大面铺在军代表领导下同样处理）。经过清查整编、计约有官兵七八千人（除教导团已移交解放军一八O师外），分则造具人马、械弹、器材、被服、装具表册，送军代表接收。
我在成都休息中，又见过贺司令员几次，并请他指示我的学习。有一次，他拿一本东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给我看，并说：“你看这本书要边看边提问题，来找我谈谈。”同时介绍我同他的爱人见面。我这时不晓得什么叫提问题，更不晓得提问题的方法。但看了《毛选》之后，的确解决了不少的历史糊涂观点。
在成都住了十多天，杨达、李超君催我回去，我即回到石板滩。他们对我说：“部队进行了教育改造，已经起了根本变化，在士兵诉苦会中，有的官长受到斗争。”军代表对我说：“你们部队接受改造很好，很不错。”我才知道整训就是政治教育，并不象过去那种单纯的军事技术要求。同时领会贺司令员叫我在成都多休息几天是有意照顾，因此更激励我对共产党的感戴。我回到石板滩不到三、五天，国民党遗留在成都附近的特务和地方帮会所纠集起来的恶势力，发动了大规模的叛乱。他们知道石板滩存的武器弹药很多，而看守兵力很少，误认为起义部队手无寸铁，无能为力，并认为起义官兵会发生动摇，因而围攻石板滩，子弹日以继夜地从头上飞来飞去。这时对外电话中断，徒步不能通行。我心想，没有做解放军的俘虏，反过来做叛乱分子的俘虏，未免太冤枉了，又想到我久经战场冲锋陷阵，今天被这些小丑圈困，又未免太笑话了。因之向军代表说：“请你武装我们两个营，把局面打开。有没有一两个士兵潜逃我是没有把握，如果整个排连、营出事，我完全可以拿生命负责。”军代表感到我态度诚恳，照我的建议做了，果然打开一条出路，俘虏了四十多名叛乱分子；并派人送信到成都。成都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亲率两个骑兵团驰援会剿，石板滩叛乱即告平息。由于我们经受了这一次考验，军代表更认为我的起义部队可以用了，并在成都《新华日报》上表扬我们说：“在平定石板滩叛乱中，起义部队第三兵团与解放军并肩作战，颇著成绩，应予表扬。”我看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兴奋。从此，部队拨归解放军建制，我和起义的将级军官于一九五〇年二月到解放军第十八兵团高级政治研究班学习，后又归并重庆西南军大学习；校级军官除一部分随军拨编外，其余都集中德阳学习；尉级军官除随军拨编外，都集中大面铺学习，从此，便结束了旧的历史关系，走上了新的道路。
（一九六二年）
原注：作者解放后曾历任湖北省政协常委，第四届湖北省政协副主席。
资料来源：
《湖北文史资料》第九辑(1984年5月，不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