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1月22日，当傅作义命令北平的25万国民党守军逐步撤离市区，并接受我方军队改编的消息传达到绥远时，孙兰峰对此表示非常怀疑，并对旁人说：“看来傅先生的名声可能要毁了。”
按常理来说，孙兰峰应该被认为是支持傅作义起义的关键人物。他和董其武一起，被傅作义誉为“双虎”，在傅作义组建的“绥远系”军队中，两人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是不可或缺的核心成员。
此刻，孙兰峰心里充满了不甘，不仅因为之前我军的沉重打击让他难以忘怀，还因为他对此感到不满。当董其武秘密前往北平与傅作义见面时，孙兰峰选择了旁观，没有明确支持傅作义，他对起义感到十分抵触。
孙兰峰是来自山东滕县的年轻人，17岁的时候去了山西参军。但由于他不是山西当地人，他的晋升之路并不顺畅。直到后来加入了傅作义的部队，他才开始得到更多的机会和重视。
傅作义年轻时在晋绥军工作，虽然大家都说他有将才，但因为傅作义不是阎锡山亲信圈子里的人，阎锡山虽然认可他的军事能力，但也对他有些防备。
傅作义后来组建的“绥远系”军事团体，主要将领大多来自山西、绥远和陕西等地。
孙兰峰是个急躁的人，每逢不开心的事情，总喜欢拿出来讨论。有一次，他还当着傅作义的面抱怨：“我和傅先生不是同乡，所以没人重视我。”
傅作义当上华北剿匪总司令后，孙兰峰也升了职，成了兵团司令。可是，孙兰峰的火爆性格没变。有一次，他冲进了傅作义的指挥所，在许多参谋面前直接对傅作义说：“我孙兰峰一切都好，就是户口上少写了一个字！”
这里说的“籍贯写错了一个字”，指的是“山西”和“山东”的区别。傅作义听了之后感到哭笑不得，只好劝孙兰峰离开。由此可见，孙兰峰的脾气确实非常火爆。
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侵犯太原。阎锡山主持的军事会议上，晋绥军的将领们都保持沉默。最终，傅作义站了出来，主动率领35军坚守太原。在太原保卫战中，阎锡山的态度非常微妙。当傅作义的部队伤亡惨重且没有得到援军的情况下，阎锡山一直没有下达撤退的命令。最终，是蒋介石代表军委会发来电报，允许傅作义部撤退。
傅作义的部队离开太原后，阎锡山向军方高层汇报，把太原会战后期的失败全推给傅作义。这个举动让蒋介石有机会拉近与傅作义的关系，同意扩大傅作义的部队，并任命他为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部的上将总司令。
1938年12月，傅作义被任命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和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这让他脱离了阎锡山的掌控，开始独立发展自己的势力。这样一来，原本属于阎锡山的“晋绥军”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了。
孙兰峰是傅作义手下的得力干将，在后来对抗日军的战斗中立下了不少功劳。人们常把董其武和孙兰峰比作三国时期的“关张”。董其武性格沉稳，训练有素，就像是“关羽”；而孙兰峰性格火爆，擅长指挥骑兵快速进攻，就像“张飞”。他的部队里流传着一句话：“孙兰峰，急火星”，这句话生动地描述了他火爆的性格。
董其武是一位历史人物。
在傅作义领导的抗日战斗中，百灵庙和五原的胜利最为人津津乐道。在这两场战役里，孙兰峰带领的队伍如同锋利的尖刀，突袭敌人，让对手措手不及；董其武则指挥步兵，或是攻城，或是救援。傅作义根据孙兰峰和董其武各自的指挥特点，合理分配任务，用人十分得当。
1947年12月初，蒋介石下达命令，撤销了北平行辕和张垣、保定两地的绥靖公署，新设了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并任命傅作义为总司令。
傅作义到北平工作后，把绥远地区的管理权交给了董其武，让他担任绥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傅作义还继续扩大“绥远系”的军事力量，组建了十一兵团，任命孙兰峰为兵团司令。孙兰峰还曾兼任察哈尔省主席和张垣警备司令等职务。
1948年12月，傅作义遭遇了他一生中最艰难的一个月。在这个月里，他的主要部队几乎全军覆没。首先，傅作义的主力部队35军（除了一个留在北平的师）在新保安被围困。接着，傅作义派出的104军试图救援但未能成功，这支军队在撤退过程中被彻底消灭，军长安春山化装成伙夫逃回北平。不久后，新保安也被我军占领，35军军长郭景云自杀。紧接着，孙兰峰带领张家口守军5万多人突围，大部分被消灭，只有孙兰峰带着少数骑兵逃走。
连续三次失败，精锐部队几乎全军覆没，这让傅作义感到非常沮丧。孙兰峰逃回绥远后与董其武见面，两人不禁感叹不已，因为他们曾经分别担任过35军和104军的军长。
北平平静地迎来了解放，董其武随后秘密地见了傅作义，跟他分享了自己的看法和经历，但孙兰峰对董其武的说法不太相信。
实际上，那时候华北地区的中央统计局和保密局的许多特务都逃到了绥远。其中，特务头目张庆恩和史泓看到董其武态度坚决，便转而想拉拢其他军事高层，孙兰峰成了他们重点争取的对象。
张庆恩和史泓告诉孙兰峰说：“傅司令这次真的被蒙骗了，几十万部队都解甲归田了，结果他自己反倒被限制了自由，听说用不了多久就要被处决了。我们真心觉得傅司令太可惜了，希望孙司令您能引以为戒，别重蹈覆辙。”
董其武告诉孙兰峰，在北平见到傅作义时，傅作义的状态很好，北平的百姓也很开心，但孙兰峰还是不太相信这些消息。
傅作义听说孙兰峰的疑虑后，派了个人去找孙兰峰聊聊。没想到孙兰峰直接告诉来人：“除非傅先生亲自来见我，不然你们说什么我都不信。”
孙兰峰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对傅作义的态度变了。其实，孙兰峰一直很尊重傅作义，他们一起度过了二十多年的风雨，感情深厚。关键是他还没完全改变自己的想法。
为了促进绥远的起义，傅作义不顾特务可能的暗杀威胁，亲自去了绥远。当地不少军政要员都是傅作义的老部下，他的到来让一些犹豫的人也倾向起义，这让董其武感到很高兴。
国民党得知傅作义到了绥远后，采取了软硬兼施的策略。他们派徐永昌去劝说傅作义和董其武带领部队西撤。徐永昌还带来了蒋介石、李宗仁和阎锡山的“保证”。只要傅作义愿意去广州，就能被任命为国民党东南军政首长。如果不想再担任官职，还可以得到几十万美元，出国养老。董其武则被提议任命为西北军政副首长，并被告知军政首长马步芳只是过渡，未来会轮到董其武。
傅作义和董其武对此不屑一顾，然后反劝徐永昌加入他们的起义。徐永昌劝说无果后，转而寻求其他人的支持。徐永昌是晋绥军的老手，曾经是孙兰峰的上级，处境艰难的孙兰峰选择躲进医院避风头。
徐永昌发现自己无法实现目标，只好假装生病。然而，当起义即将爆发时，他不得不乘飞机离开。
1949年9月18日，在绥远起义的签字仪式上，董其武第一个签完字后，拿起一个小茶碗，放在自己名字后面，给未能到场的孙兰峰留出补签的位置。看到这一举动，其他人都明白了意思，依次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当得知孙兰峰还未签字时，傅作义亲自去医院探望装病的孙兰峰。绥远起义是一件大事，但傅作义坚持表示自己不会在宣言上签字，他要把主要功劳留给董其武和孙兰峰，这让孙兰峰非常感动。傅作义的劝说很快见效，孙兰峰激动地说：“我们共度了几十年的风雨，就像亲兄弟一样，即使前方是火海，我也愿意与你并肩作战！”
不久之后，孙兰峰也在董其武特意为他留下的位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从而成为了绥远起义中的第二号关键人物。
后来，在政协会议上，毛泽东见到了起义的同志，提到了程潜和陈明仁在长沙起义后，部队里有一半的人散去了。相比之下，绥远起义的数万人则全部保留了下来。
曾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程潜在感叹道：“我怎么能和傅作义相比呢？我们只是朋友，而傅作义、董其武和孙兰峰却是亲兄弟一般的关系！”
董其武在起义胜利后，先后担任了绥远军政委员会的副主任、绥远军区的副指挥、志愿军第23兵团的指挥官以及全国政协的副主任等重要职务。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了著名的“开国上将”之一。
当董其武听说自己要被授予上将军衔时，他立刻写了一封信表达不愿接受的意愿，觉得这个军衔对他来说太高了。他把这封信交给了杨成武，希望他能转交给毛泽东。
毛泽东看完了信，让杨成武去告诉董其武：“董其武是个著名的起义将领，因为他立下的功劳和做出的贡献，给他颁发上将军衔是完全应该的。任何人反对这个决定都不应该改变这个事实。”
董其武后来两次提出想加入党组织，但由于他的地位和影响力，上级认为他留在党外更能发挥作用。直到1982年，83岁高龄的董其武第三次
董其武终于提交了入党申请，并成功获批。他激动得热泪盈眶，感慨道：“虽然晚了一些，但初心不改，我愿意用余生为人民奉献。”
起义之后，孙兰峰被任命为绥远军政委员会的副主席，之后他还担任了其他重要的职位。
多年之后，孙兰峰回顾绥远起义，尤其是关键时刻得到了傅作义和董其武的支持，他感慨万千。他还提到一个细节，董其武在回忆录中把孙兰峰的签字时间提前记为9月19日凌晨，而实际上孙兰峰是在9月19日清晨签字的。虽然凌晨和清晨是在同一天内，但两者的含义却截然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