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攻克汤阴，俘虏了国民党军暂编第三纵队司令孙殿英。在审讯过程中，六纵副司令员韦杰看着眼前这个身份复杂的战俘，一个尘封近二十年的旧案猛然浮上心头：此人，正是1928年盗掘清东陵的主犯。一个直接的问题摆在了韦杰面前，那些下落不明的国宝，尤其是慈禧和乾隆陵墓中的珍品，究竟去了哪里？
孙殿英起初矢口否认，声称宝物早已在多年战乱中散失殆尽。但韦杰观察其言辞闪烁，判断他在说谎。基于对孙殿英贪婪本性的了解，韦杰推断，他极有可能将最珍贵的宝物藏匿在身边，作为东山再起的最后资本。随即，韦杰下令对孙殿英在汤阴的住所进行彻底搜查。
搜查人员在孙殿英宅邸的西厢房发现了一处异常厚实的墙壁，敲击声沉闷，明显内有玄机。韦杰当即下令砸墙。随着墙壁被砸开，一个被封死的暗室显露出来，里面堆满了金银珠宝、玉器古玩。
这批被追缴的文物，正是孙殿英当年从东陵盗掘而来，并私藏了近二十年的核心赃物。这一发现，不仅为一桩历史悬案画上了句号，也为孙殿英充满投机与背叛的一生，给出了最终的注脚。
三百年的龙脉，换三十辆卡车
孙殿英的发迹，本身就是民国乱世的一个缩影。他出身草莽，混迹于土匪与兵痞之间，凭借胆大和心狠手辣，在豫西拉起了一支队伍。到1928年，他被国民革命军收编，获得了一个军长的名头，但部队的粮饷和武器装备始终是最大的问题。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对这些杂牌部队并不信任，补给也时常克扣。
为了解决部队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孙殿英将目光投向了驻地附近的清东陵。在他看来，这些埋葬着清朝帝王的陵寝，并非神圣不可侵犯的历史遗产，而是一座储备惊人的地下金库。他所需要做的，就是将这些“死”的资产，转化为“活”的军事力量。
行动计划周密且高效。他以“举行军事演习”为幌子，封锁了整个东陵地区，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然后，他调动工兵部队，用当时最先进的手段——炸药，对慈禧的定东陵和乾隆的裕陵进行了暴力爆破。坚固的墓道和地宫入口，在这种现代工业力量面前不堪一击。
进入地宫后，一场持续七天七夜的系统性掠夺开始了。士兵们将地宫内的陪葬品洗劫一空，从翡翠白菜到玉石西瓜，从唐伯虎的字画到乾隆皇帝佩戴的九龙宝剑。为了获取慈禧口中那颗价值连城的夜明珠，士兵直接撬开其嘴，撕裂了面颊。乾隆皇帝的骸骨被从棺椁中拖出，随手丢弃在泥水中，只为搜刮其身上的珍宝。
这次盗掘，其本质是一次冷酷的资产变现。孙殿英将劫掠来的宝物装满了三十多辆卡车，迅速运走。一部分黄金被直接熔化，用来购买军火、扩充部队。另一部分珍宝，则成为他日后在政治场上打通关节的硬通货。他用一个王朝三百年的积淀，换取了自己部队的短期生存和扩张。这一行为引发的全国性声讨，则被他视作一个可以通过利益交换来解决的政治麻烦。
抗日英雄这块招牌，也能开个价
东陵盗案激起的舆论风暴，一度让孙殿英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溥仪在天津的报纸上公开悬赏，誓要取孙殿英性命。全国各地的报刊、社会团体也纷纷要求南京政府严惩元凶。面对巨大的政治压力，孙殿英启动了他的第二套生存法则：用赃物摆平是非。
他挑选出所盗宝物中的精品，开始了一场目标明确的贿赂行动。乾隆墓中那柄象征皇权的九龙宝剑，通过戴笠转送给了蒋介石。慈禧随葬的一串翡翠朝珠，送给了宋子文。孔祥熙、阎锡山等国民党高层，也都收到了分量不一的“东陵特产”。
这场精准的利益输送很快见效。南京政府派出的调查团，在经过一番象征性的调查后，最终以“盗陵者另有其人，孙部只是被动卷入”为由，草草结案。孙殿英不仅安然无恙，其军长职务也得到了保留。他成功地用国家文物，购买了一张政治上的“免罪金牌”。
几年后，九一八事变爆发，抗日战争的阴云笼罩华北。1933年，日军进攻热河，孙殿英部恰在防区之内。他率部在赤峰一带与日军展开激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抵抗。尽管其主要动机是保住自己的地盘和部队，但在当时“不抵抗”政策盛行的背景下，他的行为被媒体塑造成了爱国壮举，“盗墓将军”的形象迅速被“抗日英雄”所取代。
孙殿英敏锐地意识到，这个新获得的“名誉”是一项极具价值的无形资产。他利用这块金字招牌，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公开募捐，获得了大量的资金和物资支持。然而，当战略形势对他不利时，这项资产同样可以被出售。
1943年，他在太行山区被日军重兵围困，几乎未做抵抗便率全军投降，出任伪“和平救国军”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成了一名铁杆汉奸。对他而言，立场和名誉都只是筹码，可以根据不同买家的出价，随时进行交易。
他信墙，不信人
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的政治格局再次洗牌。孙殿英又一次展现了他见风使舵的本能。他迅速与重庆方面取得联系，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口中的“曲线救国”将领，其汉奸部队被就地收编为国民党“先遣军”，负责在华北地区抢占地盘，对抗解放军。蒋介石出于“以伪制共”的内战需要，对他的汉奸历史不予追究。
就这样，孙殿英带着他的部队，迎来了人生的最后一场赌局——固守汤阴。他将这座县城视作自己的独立王国，投入全部心血进行改造。他深信物理防御的价值，在汤阴城内外构建了五道防线，挖掘了纵横交错的交通壕，修筑了数百个明碉暗堡，自认为已经将汤阴打造成了一座无法攻破的堡垒。
他的信心，建立在对几个核心要素的判断上。他相信自己工事的坚固。他对前来劝降的刘伯承回信称：“你有种来攻，我有种自守”，认为缺乏重炮的解放军无法突破他的防御体系。他相信国民党盟友的援助。他指望外围的王仲廉兵团能够在他被围时及时解围。
然而，战局的发展，证明他的所有判断都是错的。解放军集中了缴获的美式榴弹炮，对准其防御最强的东城墙实施重点打击，很快就轰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他所信赖的工事，在压倒性的火力面前迅速瓦解。
更致命的是，他高估了盟友的可靠性。负责增援的王仲廉，一方面因派系之见和对孙殿英人品的鄙夷，另一方面出于保存实力的自保心态，救援行动迟缓消极。国民党空军的支援更是变成了一场闹剧，空投的大量弹药和物资，由于地面引导失误，精准地落入了城外的解放军阵地，反而资助了对手。
孙殿英的失败，根源在于其价值观的错判。他相信看得见的墙壁、碉堡和金钱，却不理解也看不起那些看不见的因素，如同盟间的派系矛盾、人心的向背以及对手的战斗意志。当他构筑的物理防线崩溃时，他整个投机和利益至上的价值体系，也随之彻底破产。
结语
汤阴城破后，孙殿英从地道逃跑时被俘。当他被带到韦杰面前，试图攀交情以求宽待时，韦杰关心的却是另一个问题：东陵的国宝。最终，那面被砸开的墙壁，让孙殿英最后的幻想也破灭了。
墙内暗室里的珍宝，是他一生投机生涯的缩影和最终成果。然而，在被发现的那一刻，这些财宝的属性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们不再是能让他东山再起的资本，而成了将他钉在历史罪人位置上的铁证。
回顾孙殿英的一生，他始终在进行一场关于“价值”的赌博。他用历史文物赌军事实力，用民族大义赌个人前程，用坚固的城墙赌一场战争的胜负。他每一次都自认为算计精明，选择了当下利益最大化的一方。但最终的结果证明，他输掉了所有。
他所倚仗的一切有形资产——金钱、军队、官职、工事，都没能保住他。而他所鄙弃和出卖的一切无形价值——历史、信义、民心，最终决定了他的结局。那批被追缴的国宝，也由此完成了从私人赃物到国家罪证的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