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薄一波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和亲身经历，这部“将个人回忆和档案材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产物”，是研究1949年中共建政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期间的中国历史比较有价值的著作。
其中关于周恩来和毛泽东关系的多次记载显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多次表示对周恩来的不满，不仅严厉批评，甚至两度剥夺他的总理权力，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也曾态度强硬地顶撞过一次毛泽东。
外交权曾不及高岗。
薄一波的回顾，周恩来虽然在中共建政后一直是中国的大管家，但他的总理职务并不是坐得很稳当的。
1952年8月，中央局及各大区行政委员会的领导层成员相继抵达京城，就任新职。期间，关于“五马并驾齐驱，一马领先”的生动故事在坊间流传开来。
高居岗位之巅，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执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之职，抵达了京城。正因为如此，国家计划委员会才被尊称为“经济内阁”，它独立于周恩来所领导的政务院，即现今的国务院之外。
1953年春，薄一波在推进财政部实施新税制的过程中，因未预先向中央政府进行汇报，受到了严格的批评。
1948年四月，薄一波受命辅助刘少奇，先后担纲华北局第二书记一职，后晋升为第一书记。翌年九月，作为华北解放区的首席代表，薄一波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上发表了重要演说。随后，毛泽东指出政务院存在分散主义的偏差，并着重提出必须强化中央对政府工作机构的领导。
自此，高岗肩负起经济计划工作及八个工业部的领导重任，而周恩来总理则主要专注于外交事务。直至次年高岗受到整顿，周恩来总理的行政权力才得以恢复并得到加强。
反冒进，检讨致白发。
1956年，周恩来再次实施反冒进的经济策略，此举引发了毛泽东的不满。
当时，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发现经济建设领域出现了脱离实际的过高目标，于是提出了稳健发展的策略。然而，这一主张与毛泽东的设想存在一定的出入。
薄一波曾记录，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对柯庆施所著的《乘风破浪》一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会议期间，16日，毛主席再次提起柯文，在众人的注视之下，他对周恩来总理表示：
“周总理，作为国家总理，您是否可以创作出如此一篇文章呢？”
周总理：“不能写。”
在1957年至1958年的那段半年时光里，毛泽东对“反冒进”运动提出了批评，据薄一波在其著作中披露，批评的内容相当丰富。
1957年9月至10月，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顺利召开。紧接着，在11月13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一篇社论，而在同年12月举行的杭州会议上，周恩来同志的名字亦被明确提及。
1958年的开端，南宁会议于年初召开，紧随其后，在二月，政治局举办了一次规模扩大的会议。三月，成都会议按时举行，而四月，武汉汇报会亦按期而至。随着五月来临，八大二次会议如期召开。在此期间，毛泽东亦向政治局扩大会议致信。在这些会议与信函中，毛泽东对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批评。
“请勿提及‘反冒进’这个词眼，它触及了政治的敏感领域。一旦涉及，极易引发情绪的低沉，对于拥有六亿人口的我们来说，情绪的波动尤为显著。”“右派人士将你们置于一边，距离看似并不遥远，大约仅有五十米的距离。”
毛泽东强调，必须点燃民众的战斗激情，坚决避免向民众泼冷水，同时严防夸大其词的风气扩散以及与共产主义理念相悖的倾向。
1958年，在《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一文中，毛主席对“共产风”的苗头进行了严肃而深入的剖析与批评。
目前，社会舆论中似乎弥漫着一种观点，即普遍认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步伐应当越快越好。然而，共产主义的实现并非一触即至，而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进程。山东范县曾设定在两年内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目标，因此有必要组织相关人员开展深入的实地调研。现阶段，仍有一些人热衷于在三五年内急于完成共产主义建设的任务。
部分人士持有观点，认为周恩来提出“反冒进”的建议时机并不恰当。恰逢三大改造顺利结束，人民公社初具规模，此时不宜“熄灭热情”，而应致力于激发民众的积极性，并在预防共产风和浮夸风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
唯有通过持续的自我反省，先后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以及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我均进行了坦诚的自我批评。
毛泽东对周恩来前两次的检讨显得不太满意，甚至下令禁止其秘书参与检讨书的起草工作。于是，在那十几个不眠之夜中，周恩来鬓角的银丝明显增多了。
大跃进，经济管理失控。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周恩来身负多职，不仅担纲总理重任，亦同时担任外交部长一职。直至1958年二月，副总理陈毅接替其职责，接过外交部长之重任。
同年五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着重强调了防范分裂的必要性。对此，周恩来随即提出一个议题，询问中央是否已经考虑过他是否适合担任总理一职。
在政治局常委的聚会上，众人情绪激动，纷纷流露出对他的留恋之情。唯有毛泽东，既未开口提及挽留，亦未直接表明拒绝。
继而，中共中央做出了重要决策，成立了财经、政法、外事、科学和文教五大专门小组，并分别配备了资深的负责人。在此过程中，周恩来同志的职权范围得到了明显的调整与缩减。
在“大跃进”时期，周恩来实际上已丧失了对经济领域的发言权。彼时，国家主席刘少奇与邓小平实则承担了工作的核心领导责任。
周恩来不认同对知识分子的评价。
1956年1月，中共中央举办了一场针对知识分子议题的重要会议。会上，周恩来同志受党中央委托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知识分子已全身心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已然成为工人阶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随后，在1962年3月召开的广州会议以及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同志明确强调，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队伍中的知识分子”。
尽管周恩来的讲话代表了中央的意志，但在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之际，仍然出现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一提法。
1957年三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再次强调，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总体上仍属资产阶级性质，他们依然被纳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畴”。
1962年，周总理的发言随即招致了部分人士的质疑。当周总理期望毛泽东就此提出看法，却未得到后者的任何回应。然而，根据薄一波的记载，同年十月，在北戴河的一次重要会议上，毛泽东坦率地、直言不讳地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显露出积极的进步倾向，然而，他们身上残留的旧有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其中不乏那些尚未完成思想真正转变的个体。”
其中，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是毛泽东同志对文艺工作作出的“两项重要指示”。
首份批示诞生于1963年12月12日，由毛主席亲笔撰写，致函北京市委的彭真同志。
许多党员热衷于赞许封建和资本的艺术风格，而对社会主义的艺术却显得兴趣缺缺，这难道不是一种让人困惑的现象吗？
他愤慨地斥责道：“在这段时日，《戏剧报》已然沦为传播诡异荒诞之说的场所。文化部对此却置若罔闻，对文化事业漠不关心，报纸上充斥着封建观念、帝王将相的陈词滥调，以及才子佳人的老套题材。对此，文化部竟视而不见。若再不实施改革，倒不如直接将其更名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甚至‘外国死人部’。”
此批示源自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主席在一份中宣部尚未完成定稿的报告中予以批示：
“过去十余年，大多数人未能切实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深陷官僚主义的泥沼，与工农兵群体渐行渐远，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真实面貌视而不见。近期，甚至一度濒临滑向修正主义陷阱的边缘。若不进行深刻的自我革新，未来某日，我们恐怕会沦为类似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组织。”
周恩来那时的立场显得格外坚定。正如薄一波所述，在1962年10月11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周恩来在发言中表现出了强硬的姿态。
讨论知识分子群体时，有人提出我们所提倡的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似乎缺少了阶级的区分。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我此番报告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并已获得党的批准，并非我个人的主观臆断。正如少奇同志在宪法报告中阐述的那样，我们确实应当区分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坚信，在广州会议上我所提出的关于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观点并无不当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