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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革”的性质，中央早已明确作出结论。鉴于本研究的主题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本研究素材主要源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纂并发行的权威著作《毛泽东年谱》以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中国共产党创立了独特的内参制度，该制度构成我国新闻传播体系的关键环节，历届中央领导对内参问题都给予了高度重视。促使笔者动笔探究的，主要是以下几个疑问：“文化大革命”这场长达十年的重大错误运动期间，毛泽东如何借助内参掌握实情？他是否全面掌握了内参提供的信息，又是如何利用这些信息来掌控局势？内参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本文追溯的历史篇章始于1965年11月10日，在这一天，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这篇文章被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是触发“文革”爆发的重要契机；而历史的终章则落在1976年10月6日，在这一天，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果断采取行动，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这一天被广泛认可为“文革”走向终结的标志。
一
毛泽东同志在掌控局势方面的领导才能堪称卓越，其手段和方法丰富多彩，信息获取渠道亦广泛而多元。面对“文革”这一前所未有的社会运动，毛泽东同志不仅通过各类会议、日常工作和常规报告来把握形势，更是深入阅读各类内部参考资料，以此作为洞察“文革”进展与细节、制定重大决策的关键途径。
根据《毛泽东年谱》以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记载，自1965年11月至1976年9月8日，经过较为可靠的统计，毛泽东阅读并批阅过的各类内部参阅资料总计超过三十种。
(1) 光明日报社发布的《情况简编》，(2) 文汇报社发行的《记者简报》，(3) 中办机要室编撰的《文电摘要》，(4) 中办教育办公室发布的《情况简报》，(5) 中办机要室呈报的《情况报告》，(6) 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发布的《情况简报》，(7) 新华社发布的电讯稿，(8) 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编发的《快报》，(9) 全军文革小组编写的《情况要报》，(10) 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撰写的《要事汇报》，(11) 新华社发布的《内部参考》，(12) 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编印的《快报》，(13) 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编发的《文化革命简报》，(14) 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发布的《信电快报》，(15) 新华社刊载的《参考消息》，(16) 中办秘书局信访处编撰的《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17) 中办秘书局信访处整理的《要信摘报》，(18) 中央军委办公厅摘抄的《群众来信》，(19) 《解放军报》总编室编辑的《军报生活》，(20) 中央对外联络部发布的《简报》，(21) 新华社报道的《文化革命动向》，(22) 中央军委办公厅摘编的《信访摘报》，(23) 人民日报社汇编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汇编》，(24) 中央军委办公厅发布的《内部情况》，(25) 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摘录的《人民来信摘报》，(26) 外交部编发的《外事活动简报》，(27) 《中苏边界谈判简报》，(28)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整理的《河北省批陈整风会议综合简报》，(29) 中办信访处摘编的《要信摘报》，(30) 中办信访处整理的《来信摘要》，(31) 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政工组编印的《政工简报》，(32) 外交部发布的《新情况》，(33) 新华社提供的《国内动态清样》，(34) 新华社编辑的《参考资料》，(35) 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编写的《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要报》，(36) 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秘书组编发的《文化大革命中涉外问题情况简报》。
所列出的36种内部参考资料，或许并非毛泽东主席所阅尽的所有内参。或许某些内参由于批示内容暂不宜对外公布，故而未能及时对外公开。现广泛发行的另类报纸《参考消息》，昔日仅供内部传阅，非一定级别之官员不得订阅。直至20世纪70年代的开端，仅科级干部得以订阅《参考消息》，而普通民众仍无缘一睹。
依据公开资料显示，对于这些内部报告，毛泽东阅读频繁且批示亦多；而对于某些报告，他阅读较少，相应批示亦少。此种现象不仅映射出毛泽东个人的工作偏好，同时也显现了他工作的核心关注点。然而，阅读之少并不意味着其重要性有所降低。有些报告在毛泽东日常看来或许鲜少涉猎，但其批示却如雷霆万钧，足以在政坛掀起滔天巨浪！因此，从某个角度审视，批示的内容亦折射出毛泽东的主政心态、人事考量，映射出政坛的脉动和国内的走向，这位历史伟人的深邃思想亦因此而显得更为真切、更为深刻。
二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于杭州会晤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在谈及“文革”的起因时，他指出：
这场斗争始于去年十一月，至今已持续七个多月。起初，姚文元发起挑战，他是一位青年，当时讨论的是清官问题。然而，如今我们已不再关注清官与贪官的话题，而是投身于文化大革命，涉及教育、文艺、学术、哲学、史学、出版、新闻等多个领域。[1]
毛泽东所提及的“姚文元发难”与“讨论清官问题”，实则指的是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登的姚文元所撰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该文一经发表，便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剧烈的震荡。这标志着“文革”的序幕正式拉开。
姚文发表不久，毛泽东便阅读了《光明日报》总编室于11月15日编纂的《情况简编》第362期等内部参考资料，对姚文元文章的刊出情况有所了解。他批示道：“我已详细阅读，整夜未能入睡。所有这些资料，一并转交给江青同志审阅。审阅完毕后，请派人将它们送往杭州。” [1]第541-542页
“江青：阅后此批材料，暂存于你处。”[1]556
四月之初，毛主席审阅了《光明日报》总编室于三月三十一日印发的《情况简编》第四七五期，并在批示中写道：“已阅，退江青同志。”随后，他又查阅了江青报送的由《文汇报》北京办事处编印的《记者简报》，同样作出批示：“已阅。退江青。”[1]575这些内部资料均系江青直接呈送毛主席的，其内容主要涉及知识界在《海瑞罢官》事件上所展现出的动态。
特别强调的是，根据目前公开的文献资料，面对即将到来的政治动荡，毛泽东的思考既深邃又曲折，既细致又复杂。在1966年1月29日，毛泽东给周世钊的回信中写道：“多次收到您的来信以及您附上的多首诗词，都已拜读完毕，感到非常欣慰。由于忙碌，主要是懒惰，未能及时回复，深感抱歉。看起来您的热情依然高涨，而我却感到自己的精力衰退了许多，该如何是好呢？”[1]554
毛泽东与周世钊自幼结识，两人友谊长存数十年。因此，毛泽东在周世钊面前能够毫无保留地倾诉心声，将那些久积心中的情感得以释放。正如信中所言，“我已衰落得如此之甚，该如何是好”，此类感叹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实属罕见。然而，正是在此关键时刻表露这些情绪，不禁让人好奇，这反映了毛泽东何种心境？
“须谨记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之术，审视自我并妥善处理人民内部之矛盾。” [1]561 这则题词，映射出毛泽东对“文革”即将来临，可能产生的问题及其应对策略与途径的初步构想。然而，事态的发展却证明，“文革”所带来的问题远比毛泽东当时所预想的要复杂得多，诸多问题已超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
内参批示揭示了毛泽东对“文革”认识逐渐明晰的过程。起初，中央高层将这场运动称为“文化革命”，1964年7月，毛泽东提议成立由彭真、陆定一、周扬、吴冷西等人组成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然而，在1966年4月9日至12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期间，该小组被暂停活动，取而代之的是由陈伯达担任组长，江青、刘志坚担任副组长，康生担任顾问，并设有其他9名成员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这便是后来声名显赫的“中央文革小组”的雏形。[1]573-574
同年4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办公厅的一份内部文件上作出批示：“此文档甚佳，应分发给各位同志审阅。各地大学师生、中学教师以及高中生，均应积极参与到文化革命运动中来。”[1]581彼时，毛泽东所构想的“文化革命”尚局限于高中以上学生的教育范畴，尚未预见到这将演变为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化“大革命”，甚至连小学生亦未能幸免于其中。
同月16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举行了扩大会议。在此次会议上，正式作出了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并重新组建文化革命小组的决定，该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之下。此次会议所通过并发布的“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启动。尽管如此，该通知依然强调“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真正凸显“大”字并强调其重要性的，或许可以追溯到同年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自此，“文化革命”一词演变成了“文化大革命”。
同年6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当天《解放军报》发布的文章《高扬毛泽东思想光辉旗帜，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其中首次在中央主要媒体上正式公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完整名称。
同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审议通过的文件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其前身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方针问题》的标题，这一变更体现了中央领导层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提法的认同与共识。[1]600-601 毛泽东起初意图在文化领域展开整顿，故命名为“文化革命”，然而，随着运动逐渐演变为全社会的动员，名称也随之改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最终简称为“文革”。这一从“文化革命”到“文化大革命”的转变过程，实则映射了毛泽东对这一概念认知的逐步深化。
三
在“文革”时期，毛泽东所阅读的内部参考资料大致涵盖了以下五个类别：首先是媒体内参，即由各媒体机构呈报的内部信息；其次是中办系统内参，涉及中央办公厅与中央文革小组提交的资料；第三类是部门内参，由中央各部委报送的信息构成；第四类为军队系统内参，包括军委办公厅及各军种上报的内容；最后，还有通过私人途径收集的关乎国家经济民生的重要信息。以下将逐一进行阐述。
(一) 媒体内参与功能
媒体内参制度由毛泽东同志所倡导并建立。毛泽东同志本人对各类内参的阅读持之以恒，尤其是对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所提供的内参尤为重视。这一习惯在其后的“文革”时期亦得以延续。这些内参大多由毛泽东亲自查阅，少部分则由他人代为转发。
“此文应全文广播，并在全国各报刊上发表，极为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自此可开始攻破。”次日，新华社全文播发，随后《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媒体于次日予以刊登。毛泽东还在6月2日的《北京日报》空白处写下读后感，即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后来对这篇文章进行了两次修改，并赋予其现标题。(1) 2
“少奇同志阅后，印发给有关同志。”实际上，这份材料在某种程度上为毛泽东后来对聂元梓等人所写大字报的批示，埋下了先兆。
“文元同志，建议将此件转发全国，先印一些分发相关人员，并在碰头会上宣读、修改后再次批示发出。在我看来，这是同类材料中写得最好的。我已经从几位同志那里了解到该厂的情况，你是否可以前往实地考察一番，深入了解情况？”[2]495
25日，中共中央及中央文革小组将该经验推广至全国，并要求各地方依照此执行。自那时起，一场名为“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时之间引起了巨大的震动。直至同年8月24日，新华社出版的《文化革命动向》已发行至第1383期，其中报送的信息量仍然十分庞大。
“姚文元同志：此文似可在《人民日报》上予以刊登。广泛推行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而言，是进行再教育、学习的极好机遇，除老弱病残者外，所有在职干部都应实施此措施。上述意见请提交碰头会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
10月5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这篇内参，并在编者按语中引用了毛泽东的批示。自此，全国各地迅速兴起了一波创办“五七干校”的热潮，这些学校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轰动。
备受关注的“风庆轮”事件，同样是由新华社的内参所引发的。关于此事的叙述已有多篇，在此便不再赘述。纵然有些行为在今天看来或许存在偏差，但我们绝不能因此对媒体进行责难与苛责。揭露问题是媒体应尽的本分，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等中央媒体尤其应当如此。至于如何审视和评价所反映的问题，那是高层决策的范畴，而非媒体应承担的责任。当然，若媒体在反映情况时胡乱行事，误导基层信息，那便是失职之举了。
由媒体内参引发的政坛“地震”，其强度亦呈层级之分，诸如强震、大震、中震与小型震动。这些震动的等级差异，往往与当时特有的“政治气候”密切相关。并非所有内参都能发挥其效用，实际上，众多媒体内参在无声中消逝。上述所举案例，仅仅是“文革”历史中无法回避的若干事件。类似作用的媒体内参，尚有许多，鉴于篇幅所限，此处不再一一详述。
(二) 中央文革小组内参功能
自中央文革小组正式组建以来，其下设的办公室及办事组精心编印了各类内部参考资料，其中包括《快报》、《信电快报》、《文化革命简报》以及《要事汇报》等多种形式。根据《毛泽东年谱》所载资料，在“文革”初期，毛泽东所审阅并批示的内参中，中央文革小组提交的资料位居前列，深受其关注。
1969年4月，党的九大闭幕之际，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应运而生，而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已宣告解散，其创立的内参亦随之烟消云散。关于中央文革小组创办的内参究竟始于何时、终于何日，目前尚无确切记载。不过，通过分析毛泽东的批示，我们可以推断，《快报》在报送信息量和反映情况速度上均属佼佼者。《毛泽东年谱》中记载，截至1967年2月25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已编印《快报》1334期；至4月21日，发行量已达1940期；5月20日，增至2213期；11月5日，累计至5290期；11月13日，达到5414期；11月21日，更是一举突破至5510期。据此推算，《快报》平均每日编印量超过15期。
除《快报》之外，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还发行了《文化革命简报》，至1967年3月26日，该简报已累计出版至第435期；而到了5月5日，出版期数已增至第470期，平均每日出版一期。此外，还曾推出名为《信电快报》的内部参考资料，至1967年5月21日，该资料已出版至第131期；而到了6月19日，出版期数已达第234期，平均每日出版3.5期。至于《要事汇报》这一内部资料，其出版期数则无从得知。
就功能而言，《快报》与《信电快报》侧重于信息的传达，而《文化革命简报》与《要事汇报》则偏重于策略和提议。在“文革”混乱频发的背景下，各种势力纷纷通过发电报的形式向中央呈递诉求，于是《信电快报》应运而生。《快报》的主要内容则集中报道了记者实地采访获得的信息。根据《毛泽东年谱》的记载，自1968年起，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所发行的这些内参资料便不再出现。我们无从得知这些内参是停刊了，还是《毛泽东年谱》并未收录相关信息，对此无法作出明确判断。
杨银禄著《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一书中说：从1967年开始至1969年上半年， 江青给毛主席选送过大量参阅材料。“报纸， 其中有《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解放军报》《文汇报》等；刊物其中有《参考资料》 (大参考) 、《红旗》《新情况》等；材料有《内部参考清样》， 各地记者站了解到的情况反映， 如文革小组记者站的《快报》《文化革命简报》《要事汇报》，总参二部、三部了解到的重要情报；中央召开的会议重要简报等。”
该书还写道：“在党的九大以前， 毛主席对江青选送他的材料都很重视， 篇篇都看， 篇篇都画圈；不知为什么九大以后， 看得就少了， 退给江青时， 毛主席有的画圈， 有的不画。到1969年7、8月份之后， 就基本上不画圈了， 有时甚至连信封都不拆了， 原封退了回来。这个时候， 江青感到没有趣味儿了， 也就不再选送了。”[3]313-314
无疑，在“文革”的初期阶段，毛泽东对江青所报送的信息给予了高度关注；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江青并非毛泽东唯一的情报输送途径。鉴于毛泽东的智慧与远见，他必然构筑了多渠道的信息传递网络，以确保对局势能有更为全面的把握。
尽管《快报》与《信电快报》的日平均产量颇高，然而，毛泽东是否每篇都亲自审阅，这一点难以确切得知；即便他阅读了大量文稿，也未必每篇都作出批示。通常情况下，只有在遇到特殊情况或涉及普遍性问题的时候，才会得到他的关注。例如，在1967年6月21日，毛泽东审阅了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于6月19日编发的《信电快报》第234期，其中载有反映西安部分学校造反派庆祝革委会成立时出现铺张浪费现象的群众来信。随后，他作出了批示，建议公开这一稿件，并在常委会会议上进行讨论。他还提出，发表时应附上一则按语。依据毛泽东的指示，同年6月29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节约闹革命、防止铺张浪费的通知》，有效地遏制了这一不良风气。[4]94
(三) 中办、国办内参，作用显著。
在“文革”的后期阶段，尤其是“九一三”事件爆发之后，毛泽东阅读最多的内部参考资料非《要信摘报》与《来信摘要》莫属。中央办公厅，作为国家中枢的要害部门，拥有着浩瀚的信息储备，该部门由中办主任汪东兴亲自执掌，其信息来源深得毛泽东的信赖与认可。
在“文革”的开端阶段，中央办公厅提交的若干新颖资讯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关注。例如，中办秘书局信访处于1967年7月4日编发的《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第280期中，便刊登了《全国各地群众正积极塑造毛主席巨像》一文。次日，毛泽东审阅后作出批示：“林彪、恩来及文革小组各位同志：此类行为劳民伤财，无益且有害，若不予以制止，恐将引发一阵浮夸之风。请于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进行讨论，并发布指示，予以严厉制止。” [4]96
在同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一份经过毛泽东亲自批示“照办”的《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并将毛泽东于7月5日的批示转发至全国各地，指令各级群众组织对此事进行制止。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同年6月28日，林彪曾下令军队内部广泛地树立大型毛主席全身塑像，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因此特地草拟并下发了相关通知。至7月12日，毛泽东在林彪提交的通知稿上批示：“退林彪同志。此件不予发布。中央已有明确指示。”
自1972年初起，众多老干部以及部分资深专家和学者，诸如中宣部前副部长李卓然、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海军政治委员苏振华，以及杨成武将军的女儿杨俊生等，纷纷通过不同途径致信毛泽东，陈述个人情况并恳请予以解决。毛泽东对此均予以亲自批示。例如，针对吴冷西于1971年12月16日所写的信件，毛泽东在1972年1月29日作出批示：“阅毕。欢迎其进步。退回人民日报存档。”[4]第425页。对于苏振华在1971年12月13日所发之信，毛泽东于1972年3月5日批示：“此人似可予以解放。若海军无法任用，可考虑让其重返陆军（或地方），从事一些工作。此事可否，请中央权衡后决定。请汪传达给各位同志。”[4]第429页。
中央办公厅内参在推动解放与恢复老干部工作方面，展现了显著的积极性与努力。例如，在1972年5月27日发布的《要信摘报》第100期中，收录了原一机部副部长白坚之子白克功致毛泽东的一封信。毛泽东在5月31日审阅此信后，作出批示：“请总理审阅处理。在我对白坚的印象中，他颇佳，应为他做出政治结论。” [4]436
《要信摘报》作为中办内部参阅的重要资料，其具体的创办时间无法考证。《毛泽东年谱》中提及，1968年11月14日，中办秘书局信访处曾将《要信摘报》第408期呈送毛泽东审阅批示。据此推测，此类内部参考资料在1968年便已存在。根据编号推断，可能每年都有起止编号。截至1972年12月22日，《要信摘报》已发行至第316期，平均每天出版一期，总量或许略少于1968年全年。由于被称为“要信”，可知来信者的身份非同寻常，否则其信件不会受到摘录并上报关注。
“此件请送总理审阅。我认为廖汉生与杨勇同属无辜，均系未经中央讨论，遭林彪指使个别人员陷害，以致被排挤。请你阅后转交剑英、德生二人一阅。”[4]438次年年底，廖汉生被任命为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
截至1972年12月2日，《来信摘要》的编撰已达到第858期，平均每月发行量超过70期。进入1973年，仅在1月6日，《来信摘要》便已出版至第27期，短短六天内便完成了27期的编印任务，由此可见，《来信摘要》所承载的信息量远超《要信摘报》数倍。《来信摘要》所收录的，主要是老干部家属及级别相对较低的亲属的来信。根据《毛泽东年谱》的记载，毛泽东在《要信摘报》与《来信摘要》上所作的批示多达十余次。这些批示在当时对于老干部的重新任用与解放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
“徒有虚名，皆不适宜。”并进一步指出：“李讷、毛远新二人亦不宜作为代表。”这里的“代表”指的是即将召开的中共九大的代表人选。
“印发。请中央商定。我看来都可以同意。请总理办理。”不久之后，陈云重返岗位，协助周恩来总理工作，并加入了在京城举办的老同志学习班。然而，关于该学习班有哪些老同志参与、性质如何、何时开始及结束，至今仍是一个谜团。
众多资深同志向毛泽东的信件，经由他人转达，例如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夫人刘淑清，便是由王海容与唐闻生负责转呈；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莫文骅则托付汪东兴代为传递；地质部部长何长工的信件则由江青转交。这些信件均表达了对现状的深切关注，并诚挚地恳求组织给予关注，期望能做出结论，重新安排他们的工作。[4]459、356、464
总体而言，在1972和1973这两个年份，毛泽东通过利用内部参考资料这一渠道，不仅解放了众多老干部与老同志，还迅速将他们重新纳入工作行列，其中一些甚至很快被赋予了重要职责。以苏振华为例，在他复职不久之后，便迅速投身于1973年9月开始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中。
中共中央办公厅除了秘书局信访处负责编印《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要信摘报》及《来信摘要》之外，其下属的机要室亦曾编发了《文电摘要》。秘书室亦编纂了诸如《群众反映》、《情况简报》等多样化的内参，覆盖了不同渠道与平台。毛泽东对这些内参亦有所阅读并作出批示，其中部分批示已转化为历史文献，蕴含着极高的研究价值。
(四) 内参及作用
鉴于当时的形势需求，军队系统果断成立了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并同步建立了旨在反映军队内部问题的内部参考机制。例如，在1967年1月25日，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编发的《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要报》第五号中，便详细记录了部分已失去权力的单位状况，并提出了需关注的一系列问题。翌日，毛泽东同志审阅了这份内参，随即作出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反映了群众关切，关于哪些机关可以夺权，哪些不宜夺权，以及夺权后如何对待持有不同意见的群众等问题（应积极争取多数，切勿排斥）。请予以深入研讨。”[4]39 基于毛泽东同志“军队稳定不可动摇”的原则，同年2月16日，中央军委颁布了《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该规定对于维护军队稳定和确保尖端武器研制生产的顺利进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年3月2日，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编辑出版的《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要报》第17期，刊登了贵州省军区在支持“左派”方面的经验总结。毛泽东审阅此份内部资料后，于3月7日作出批示：“戚本禹同志：此文件已阅，内容尚可。然部分内容描述不够详尽，例如首项问题未提供具体案例，究竟如何解决，难以理解。可否请他们撰写一份更详细的、适合公开发表的报道，供我审阅？”[2]252。毛泽东意欲对这份内容尚佳的文件进行修改整理，以便公之于众。然而，从第5期至第17期的编号顺序来看，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仅发行了13期，这或许表明编者的工作积极性不足，亦或是可供传递的信息量有限。
与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的做法相仿，中央军委办公厅亦编纂了针对社会问题的内部参考资料。例如，在1967年7月4日，中央军委办公厅发布的《群众来信摘抄》第55号中，便记载了赣州地区武斗激烈，人员伤亡惨重，粮食水源断绝，交通完全瘫痪的严峻情形。赣州，这片土地曾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英勇战斗过的地方，对于他来说，这里承载着深厚的情感与记忆。在审阅完这份内参后，毛泽东于次日6日作出批示：“林彪、恩来同志：赣州局势堪忧，影响范围波及赣南十多个县。若派遣一个师前往，仅能管辖南昌、吉安、宜春、抚州等地，对于赣南地区则鞭长莫及。是否可考虑从广州军区抽调一个师，或至少一个团，进驻赣州，待局势稳定后仍返回广东。此事请先行审慎考虑，并待面谈商议。” [4]97
中央军委办事组在“文革”期间，堪称军队系统中权力最重、地位最高的机构。根据政治逻辑，军委办事组同样需要编制内参。例如，1968年11月13日，军委办事组向毛泽东呈递了一份简要情况报告，内容涉及解放军某部五连在收缴地方造反派武器过程中遭遇反抗，导致开枪打死打伤民众的严重政治事件，以及部队领导机关对此事进行的认真调查。毛泽东于次日即审阅了这份内参，并作出批示：“军队领导不偏袒部队的过错行为，为受害者伸张正义，这种态度正是国家繁荣昌盛的体现。” [4]216
在8月28日之前，毛泽东审阅了军委办事组提交的一份信访摘要，内容提及云南个旧、四川内江、河北保定等地的群众组织与当地驻军共同举办了谈心会和座谈会。在这些会议上，群众组织代表对部队的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主动检讨了以往对部队的错误态度。而部队方面也主动指出了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以及对群众错误态度的反思，并诚挚地向群众道歉。这一举措使得军民关系得到进一步紧密，军民团结得到加强。毛泽东在9月4日对此作出批示，建议将此事通报全军，并普遍开展谈心会。[2]553 同年10月4日，中央军委与中央文革小组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将此份内参转发至全军。
至于我国军队最具影响力的媒体《解放军报》所编发的内部参考资料，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五) 内参及功能
我国的内参体系结构庞大，自上而下贯穿于中央直属各部门之间。各部门亦自下而上汇报所掌握的内参资讯，确保高层能够从微观到宏观、全面系统地解决普遍性的全局性问题。
在1966年9月8日，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秘书组编纂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涉外问题情况简报》第9期中，刊载了一封来自奥地利人的信件。信中对我国驻维也纳使馆部分人员过度奢华的着装和用车提出了批评，并呼吁我国政府“立即采取措施进行整改”。次日，毛泽东在审阅这份内部文件后批示道：“陈毅同志，此批评文件撰写得甚佳，值得所有驻外机构引以为戒，必须进行革命化的整顿，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建议从维也纳开始着手。请酌情处理。”[2]128
“同意。务必避免陷入对方的陷阱。”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政工组于1975年10月9日编发的《政工简报》第31期中，刊载了一篇反映老一辈知识分子如冯至、任继愈、严中平、何其芳等参加国庆26周年招待会时激动情绪的文稿。胡乔木于10月13日审阅后，转呈邓小平。邓小平于次日，即15日，将此文稿上报毛泽东。毛泽东在16日审阅后，于这份内部资料上作出批示：“摒弃‘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观念。遗憾的是，未邀请周扬、梁漱溟出席。”这一批示随后传遍社会，极大地鼓舞了当时的知识界。
“我认为安斋等同志的观点是正确的。我在1938年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任务的论述，依旧适用。”[4]142-143 毛泽东对待外国左派对其观点的不认同，却展现出了一位伟大政治家、思想家的政治开明与胸襟广阔。
四
经笔者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与《毛泽东年谱》的初步梳理，发现毛泽东审阅并批示的内参文章逾百篇。而本文所引用的内参案例，不过是其中的一隅。目前已公开的篇目数量有限，相信尚有大量未公之于众的文章，其数量或许远超已公开的篇目。众多资深记者、退休干部及老一辈同志的回忆录中，均有所提及毛泽东对内参的批示，但这些内容均未被收录在权威的出版物中。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内参批示每一篇都独具特色，无不彰显其治国理政的深邃思想和策略方法。基于此，以下几点判断或许成立：
首先，内参的形态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特征：稳定性与不稳定性。在媒体及党政机关中，内参的稳定性占据多数，而少数则处于不稳定状态。以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和《国内动态清样》为例，这些内参形态稳定，至今仍持续存在。相对而言，“文革”时期的动态类内参则属于不稳定类型，一旦政治风向转变，此类内参便会迅速消失。此外，因形势需求而成立的机构，一旦形势发生变化，其内参亦会随之消亡。例如，中央文革小组撤销后，其创办的《快报》、《要事汇报》和《信电快报》等一度风光的内参也随之退出了历史舞台。无论是稳定还是不稳定的内参，都曾在其岗位上发挥过或大或小、或好或坏的作用。
其二，毛泽东的内参批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的重要方面。不研究毛泽东的内参批示，肯定无法全面深刻理解和把握毛泽东的“文革”思路，更不可能获得正确的结论。譬如，他错在哪里？错误的信息从何而来？等等。
“莫文骅并非恶人，只是因不擅团结他人，以致得罪了很多人。”[4]356。由此可见，毛泽东对莫文骅的了解之深，甚至连他的性格特点都了如指掌。
“若不加以妥善教育，他们将成为未来反革命复辟的潜在祸根。幸而他们并非干部子弟中的主流，大多数子弟表现尚佳。”[2]358 从此批示中，我们可以窥见毛泽东对部分干部子弟的看法并不乐观。1974年12月，罗瑞卿向毛泽东寄去了一封长达78页的信件。当时，毛泽东视力衰退，不得不让工作人员朗读给他听，整个过程历时五个半小时。这充分表明毛泽东对罗瑞卿怀有深厚的感情！
毛泽东对那些怀揣着对党和国家的深厚情感的知识分子，始终怀有应有的敬意与礼遇。复旦大学刘大杰教授在1975年8月3日致信毛泽东，信件随后被中办信访处登载于8月7日的《来信摘要》第540期。直至1976年2月12日，相隔六个月后，毛泽东方才作出批示：“我对韩愈的看法，主张一分为二。至于李义山的《无题》诗，目前难以作出断论，暂且存疑为宜。久未回复，深感歉意。诗词两首，已拜读，心情愉悦，不胜感激。”从这份毛泽东最后的内部批示中，可见即便当时他因眼疾不便写信，却始终未曾忘记此事；他与刘大杰的交流，体现了两位文人之间的平等学术探讨，毛泽东毫无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刘大杰的态度尤为谦恭，这真实而充分地展现了晚年毛泽东领袖的人格魅力。
第四点，在“文革”时期，众多重大事件均与内部参阅文件紧密相连，其中不少甚至是由内参引发的。例如，交通部的“风庆轮”事件、外交部的“《新情况》之争”事件等。内参成为了文革中各政治势力展示自身、观点碰撞的舞台，以及政治人物借以发声的渠道。其故事性鲜明，冲突性亦时常激化。内参的天然保密属性，导致我们对文革期间的一些重大事件至今仍难以清晰理解，这无疑是一大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