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之前，北京和台北还是一座城。
那个年份，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经成立”，远在台湾海峡的胡适，听闻此言，内心百感交集。
他们曾经在京城的老巷子里品茗谈天，曾在高等学府的讲堂中激辩观点，就连那所由领袖开创的湖南求学之地，其规章制度的拟定也凝聚了胡适的匠心。
可惜，这段师友关系，终究没能跨过时间和立场的裂缝。
1959年，胡适在台北看到了毛主席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他当天写了三页日记，其中批评最严厉的一句是：“没有一句通的。”
他们为何会陷入此境地？胡适是否完全无法理解，抑或另有盘算？
北大图书馆的毛主席，胡适家门口的常客
1918年，毛泽东初抵北京，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员。其月收入仅八元白银，饮食开支务必算计。然他视此等琐事无足挂齿，每日沉浸于馆内，聆听讲学，研读典籍，吸纳新潮观念。
那时候的胡适，已经是北大的红人了，27岁，教授，主张“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毛主席就在他的课堂上旁听，还经常去他家请教问题。
他们谈论教育问题，也讨论社会现象，还交流了湖南的当前状况，议题接连不断，彼此关系变得十分融洽。
胡适还鼓励毛主席：“不一定要出国，留在国内照样能干大事。”毛主席本来想去法国勤工俭学，后来真就不去了。
1919年，毛主席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他一出手就完成了《民众的大联合》的创作。这篇文章非常有分量，见解十分犀利。
胡适一看，直接在《每周评论》上推荐，说这文章“眼光远大，议论痛快”。
他还协助将文稿介绍给《新青年》以及一些其他出版物。当时的毛泽东，年纪尚轻，二十岁出头，能够得到胡适这类知名人士的提携，无疑是一个难得的际遇。
可以说，胡适当时是真心欣赏这个湖南小伙子。
几十年后，一首词成了分手信
到了1957年，毛主席创作了《蝶恋花·答李淑一》这首词，词作是致杨开慧的，而李淑一则是杨开慧的挚友，她的丈夫柳直荀同样为革命牺牲。
这首词一经在大陆刊出，便迅速引起了广泛关注。无数读者在阅读后深受触动，作品内容真切，文辞精妙，情感充沛，因此很快就被选入中学课本之中。
但胡适的反应，完全不一样。
1959年，他在台北购得收录该词的书册，阅后极为震惊。他在日记中记述：“没有一句通的。”
他甚至特意把那些词拿给赵元任过目，请这位语言学家从韵律角度帮忙挑出问题，赵元任也表示了看法：“湖南话也没这么押韵的。”
那么，究竟哪里出了差错？从曲调名来看，胡适关注的是《蝶恋花》规定整首词必须押同一个韵脚。毛的上面部分用的是“柳、有、九、酒”，下阕却变成了“舞、虎、雨、袖”。
这在传统词人看来，是大忌。
但毛主席不是不懂。他自己在1958年写注释时说得很清楚：“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意思是：我知道不合规矩，但我不改，我有我的理由。
他更看重内容本身和其中蕴含的情感，认为如果为了凑韵脚而把语句变得别扭，那就失去了意义。
这并非不会创作，而是有意不提“规范”。此外，胡适除了不满诗歌缺乏韵律之外，还针对某个词语提出异议，“骄杨”。
他提到，这个词用来描述女性不太恰当，感觉有些不协调。然而，毛主席使用“骄杨”是有特定缘由的，杨开慧并非寻常之人，她是一位牺牲者，也是一位斗士，是他最为敬重的女性之一。
“骄杨”意在赞美她有骨气、有气概，绝非胡适所想的那种“女性假扮男性”的不协调感。
一个在讲格律，一个在讲情感。
说白了，胡适是从词典里找毛病，毛主席是从心里掏出来写。
其实早就分道扬镳了
说到底，这事根本不只是诗词的问题。
胡适从一开始就是自由主义者，主张慢慢改，靠教育、靠言论、靠制度，一步一步来。他不支持暴力革命，也不信什么“推翻旧世界”。
毛主席的立场截然不同。他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旧制度无法通过改良得以维系，必须借助革命手段实现根本性变革，必须进行彻底的颠覆，必须持续开展斗争。
理念不同，走的路自然不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胡适曾致信毛泽东，建议中共放下武器，与国民党携手共进。然而，毛泽东对此提议并未予以理睬。这根本不是诗词之争，是两种世界观正面对撞。
那么，其他人对毛的词又是什么态度？要知道，胡适个人的反感并不能代表所有人的意见。
首先就是柳亚子，他看了毛的《沁园春·雪》，直接说：“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意思是，毛这词写得，连苏轼、辛弃疾都要佩服。
鲁迅读了《西江月·井冈山》，评价说“很有首领的威风”，毛主席得知后，开怀大笑，认为这是称赞他。另外，有人将毛泽东的词作译成外文，在海外也获得了许多赞誉。
所以说，毛主席的诗词到底好不好，不是胡适一个人说了算的。
结尾：一首词，隔开了两个世界
《蝶恋花》这首词，并非仅是写给李淑一的，也并非只献给杨开慧的，它描绘了那个时期的信仰追求，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情感寄托，更体现了一代人的奉献精神与坚韧意志。
胡适未能理解，或者说，他不愿理解。他借助词谱寻找韵脚，毛主席则借此词缅怀爱人、战友以及革命事业。
一个在看格式，一个在说真话。他们曾经共处一室，探讨诗歌与教育，但随后因体制、观点，乃至某个词语的差异，彼此产生隔阂。
毛主席说过：“词不必拘格律，意达为上。”胡适主张诗歌必须遵循格律，词作则需恪守韵律，这两者分别强调规则与情感。孰是孰非，历史早已有了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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