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徐景贤
摘要我所遇到的王洪文，一边对他人批判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与等级观念，一边却对自身追求这些事物毫无掩饰。
毛泽东与徐景贤
在此，我首先向大家介绍我所结识的王洪文。我与王洪文相识于上海文革动乱之时的1966年12月18日。初次与他接触，便感受到他身上散发出的复员军人的气质。他偏爱身着军装，正值冬日，他所穿的棉质绿军装已被洗涤得略显泛白，头戴一顶翻卷的海虎绒帽，胸前别着毛泽东像章。
他操着一口地道的东北口音，而上海话则说得不够流利，尽管偶尔能蹦出几句，但通常还是以东北话为主，那浓郁的鼻音尤为明显。他自称是吉林省长春市郊区的居民，生于1935年，比我年轻两岁。他的童年颇为艰辛，家中不仅要耕种土地，还要负责放养猪群，而东北的猪是散养的，需要人驱赶，甚至还要照料马匹。他的小学学业并未完成，因此文化水平并不高。
自幼，他在吉林漂泊四方。他曾提及，在解放前的东北，见过那些被称为“老毛子”的苏联人。他们曾至饺子摊前，因无器皿盛装，便将帽子取下，请求将饺子装入其中，我们只能默默旁观。解放后，1951年4月，十六岁的王洪文毅然投身东北参军。他时常言道，自己与你们，尤其是与老徐，并非同路人。
那日，他沉醉于酒色，紧紧握住我的手，语气中带着几分哽咽：“老徐啊，我心里明镜似的，你瞧不起我。我不过是放猪放牛的粗人，而你，却是那知识分子的行列。”那番话，不过是他醉后吐露的肺腑之言，因为他内心深处，总觉得自己与我并非同路人。
王洪文自参军起便在浙江湖州二十七军军部担任通讯员，因此与原二十七军军长、内蒙古军区司令尤太忠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尤太忠每次见到他，总会亲切地呼唤“小王，小王”。随二十七军赴朝鲜参与抗美援朝，他起初担任警卫员，随后又转任通讯员。王洪文胆识过人，他曾回忆起自己担任通讯员的时光，讲述在前线送信时，面对炮火纷飞的景象，即便身心疲惫，也曾在战场上拉过两具尸体垫在身后稍作休息，然后继续前行。
他在抗美援朝中立下过战功，算得上是有资历的人，然而在战场上并未获得晋升的机会。回国后，部队组建了军乐队，他主动申请加入，并获得批准。我曾好奇地问他打算吹什么乐器，他回答是黑管。尽管我翻阅了王洪文的所有传记，却并未找到关于他吹黑管的相关记录。我质疑他吹黑管的技术，他则表示自己对乐谱并不精通，只是随意吹奏。此外，由于他并不特别钟爱音乐，他笑着说自己在军乐队里就是随便吹吹。那时候的解放军戴着船形帽，他常常随意地将帽子扔来扔去，显得懒散而随意。
于军乐队中，他获得了副排级别的礼遇，继而自黑管演奏岗位退役。在军旅生涯中，他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但因缺乏显著的晋升空间，他选择复员至国棉十七厂，成为一名保全工。他向我提及，当时大家习惯称他们为“小加油”，这源于他们需在众多纺车间穿梭，为其加注润滑油。
王洪文当时居住在工厂的集体宿舍。我好奇地询问他周末是如何度过的，他回应道：“哎呀，挺无聊的，周末我常常去市中心逛逛。”那时候，住在杨树浦的人们习惯将上海市中心称为“市里”。他接着说，每次回厂时，都会买上六瓶啤酒，左胳膊夹两瓶，右胳膊也夹两瓶，手里再提两瓶。妥善地握好这六瓶啤酒后，他会乘坐从外滩出发的六路有轨电车，一边乘车，一边畅饮啤酒。电车行驶间，传来“哐当、哐当”的声音。哐当“抵达杨树浦，六瓶啤酒已然一饮而尽。”此后的酗酒问题，便与这种习惯紧密相连。
当时，一位青年工人在厂中居住，每逢星期天，他总是过得颇为无聊。王洪文在厂中的薪资水平一直偏低，直至调至保卫科工作后才有所提升，即便如此，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他的月收入也仅有六十八元。他花钱颇为大手大脚，既无积蓄，也无房产，因此寻找伴侣的难度颇高。
在1950年代末的岁月里，王洪文与崔根娣相识。崔根娣，一位上棉十七厂托儿所的保育员，虽为临时工身份，却出身优渥。她自幼被一对慈祥的老工人夫妇收养，养父母在定海路桥拥有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简朴平房。王洪文对崔根娣的优越条件印象深刻，遂展开追求，两人最终喜结连理。婚后，他们迎来了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
自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王洪文即在工厂中张贴了关于“四清”工作队与党委的大字报，从而跻身上海地区最早的造反派行列。在与他的交往中，我发现他一边对他人进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等级观念的批判，一边却又自身追求这些特质。起初，他身着破旧的棉军装，但随着权力易手，他的排场便逐渐显露，频繁更换崭新的军装，这些军装均系从部队中索要而来。此外，他还向部队索要牛皮皮鞋和大衣，尤其是那些口袋配备盖子的宽大外套，用以彰显干部的身份，肩上披挂。
起初，他寄寓于康平路的公寓内，那里有三栋四层楼高的公寓楼，每层楼设有两套住房，一套为办公室，另一套则用作居住。其中，居住用房设有两室两厅，过去曾是市委常委的住所。
入住公寓之后，王洪文目光所及之处，映入眼帘的是一排雅致的二层花园洋房。每栋洋房均配备了独立庭院，内植果树，显得格外考究。往昔，这些居所曾是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张春桥等人的住所，继而又成为马天水、王少庸等人的居所。王洪文由此深感自己的地位有所提升，遂搬迁至前排的精致小洋房中居住。
迁入小洋房后，他的满足感并未持久，一套住所已不足以满足他的欲望，于是他又购置了两套。成为中央副主席之后，尽管在上海的房产并不多，他仍旧觉得居住之地不够显赫，于是又搬至一幢独立的三层楼洋房。这座洋房装潢考究，坐落于康平路大院的一隅，独立门户，从荣昌路即可直接进出。二楼设有秘密房间，看似一面穿衣镜，实则开启后是一处暗道，暗道深处隐藏着几间私密空间。这一切无不表明，随着地位的提升，他对物质的追求愈发迫切。
1975年，他决定不再居住于康平路院落内的大宅，重返上海，并搬至东湖路七号，即今日东湖路与淮海路交叉口的一个宽敞院落，该处设有游泳池和网球场。入住不久，他要求市委招待处提交报告，提议将东湖电影院纳入其私人观影区域。当时，我认为这一请求过于奢求，一方面毛主席倡导限制资产阶级特权，而他却在不断扩充自己的特权。我以东湖电影院历史悠久、解放前即存在为由，向马天水提出疑问，认为将电影院划入是否适宜。由于我的反对，此事最终被搁置。
王洪文对汽车情有独钟，他在上海的座驾多达六辆，这还不包括那些用于其安保的车辆。其中一辆是配备恒温系统的三排座高级红旗轿车，车内设有隔音玻璃，既可隔音又可调节升降；另一辆则是日常出行的西德奔驰。当他深入基层时，会选择驾驶一辆上海牌桥车以示亲民；伏特加和北京吉普则是用于递送信件、搬运物品，偶尔亦用于狩猎。此外，他还拥有一辆特制的防弹轿车，该车配备几英寸厚的防弹玻璃，车身采用防爆钢板，重量十足。为验证其安全性，他曾将车辆运至靶场，进行机枪、步枪射击及手榴弹轰炸测试，结果均未穿透。每次前往北京，王洪文都会将此防弹车停放在车库中，从北京返回上海后，再次投入使用。
王洪文在上海亦钟爱畅饮。彼时地方风气较为拘谨，即便是入住宾馆，饮酒亦需自付酒资。面对这一难题，他频繁前往部队，专程与军长、师长、副司令等将领共饮，今日寻访一人，明日再邀另一人，常常至醉方休。
自林彪事件后，王洪文荣升为上海警备区政委，肩负杭州案件处理重任，愈发显得傲慢无礼，每日沉溺于各式宴请之中，饮酒无度，愈演愈烈。我与王秀珍曾前往杭州探望他，只见他日日四餐，早餐与宵夜亦不离茅台，时有醉态，言语含糊不清。待他酒醒，便热衷于外出狩猎。当时，写作组的王知常随他前往杭州，协助整理项目材料，历时两月。目睹王洪文这般所作所为，心中颇感不悦，遂于私下挥毫泼墨，作打油诗一首。
上海都督西湖游，
下马且饮洗尘酒。
高宾良朋欢腾座，
挥拳舞觥夜作昼。
深山猎兔驱快车，
大江射雁泛轻舟。
胡涂官司君休问，
上车莫忘鸡和狗。
抵达北京后，鉴于薪资未增，上海市委办公室主任张敬标在马天水的同意下，每季度向王洪文提供数百元资助，这在当时已属相当可观。在北京，王洪文亦需应酬饮酒，我曾目睹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携带数箱白沙酒相赠，对他而言，这无疑是免费的。然而，在北京饮酒亦需自付费用，于是他想出了一条妙计，前往人民大会堂购置剩余的国宴酒。国宴结束后，将瓶中剩余的干净茅台酒汇集一处，重新封装后内部供应，每瓶仅售一两元钱，价格十分低廉。王洪文不止一次地购买此类酒水，数量颇多，此举被人知晓后，引起不少非议。王海容、唐闻生对他颇有微词：“没门。若他想在我们这里捞取便宜，那是绝不可能的。”
1972年，王洪文接受调动，从上海赴中央任职。起初，并未赋予他中央核心职务，而是委以周恩来重任，旨在通过培养与考察，助其成长。
王洪文曾返抵上海，旨在进行实地调研，并着手为党的十大召开做足准备。踏入市委位于康平路的办公场所，他即刻迫切地寻求与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的会面。
王洪文回忆道，昔日于京畿之地，毛主席曾命他研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此篇古文深奥难懂，令他难以领悟，遂请朱永嘉为之阐释。
毛泽东对《后汉书》《三国志》读过许多遍，称得上滚瓜烂熟。他曾说过，西汉高、文、景、武、昭各帝，较有兴味；东汉只有光武帝可读。毛泽东还曾先后叮嘱他的秘书等人，要读《后汉书》《三国志》中的《党锢传》《曹操传》《郭嘉传》《程昱传》《贾许传》《刘晔传》《夏侯渊传》《田畴传》和《董卓传》，独独没有提要读《刘盆子传》。这次，是毛泽东单独向王洪文作出的读书指示。
朱永嘉将此事告知于我，我立刻领悟到：毛泽东在阅读上总是倡导“古为今用”的理念，而今他要求王洪文阅读《刘盆子传》，必定蕴含着某种深刻含义。为了探寻其内在的寓意，我即刻吩咐朱永嘉迅速将《后汉书》寻来一阅。
刘盆子是谁？
《刘盆子传》载：“刘盆子，泰山脚下的式县人士，乃城阳景王刘章的后裔。”式县地处泰山之侧，邻近泰安城。景王刘章，乃汉高祖刘邦之孙，盆子承其血脉，沾染了皇族血统，堪称刘氏宗室的一员。然而，彼时他的社会地位颇为低微，仅是一名牧牛童，世人皆称其为“牧牛童子”。
在王莽末世，赤眉军发起农民起义，琅琊人樊崇在莒地起兵，挥师西征长安。有智者向起义军首领樊崇献策：“如今将军率领百万大军，直指帝都，却尚无尊号……不如拥立刘氏宗室为帝，以正义之名讨伐暴政，如此号令，岂有不服者？”樊崇采纳此策，决意寻找一位刘氏宗室，立其为帝，以正名分，号令四方。
昔日，赤眉军中存有景王刘章的子孙七十余人，刘盆子、刘茂、刘孝三人尤为显赫。面对选帝之难题，赤眉首领樊崇等众谋士商议后，听闻古有“上将军”称号，遂灵机一动，取三片小木，一片上书“上将军”三字，余下两片空白，合置于竹筒之中，以“摸彩”之礼定夺新帝人选。
筹划既定，赤眉起义军于陕西华县郑北之地搭建起一座高台，举行了一场庄严的仪式。樊崇特邀军中高级将领齐聚台前，众人按年龄顺序排列于台阶之下。刘盆子等三人立于台中央，依次从竹器中“抽签”。年纪最轻的“牧牛童子”刘盆子，在最后抽签时，竟意外抽中了上面写着“上将军”字样的木片。刘盆子就此侥幸登基，众将领纷纷向他屈膝跪拜，称其为君。当时年仅十五岁的他，即位后仍保持着本色，时常与一群放牛娃嬉戏玩耍。
王洪文的生平轨迹在若干层面与刘盆子颇为契合，他早年亦曾牧牛养猪，于东北吉林的广袤田野间辛勤耕耘。回溯至1968年国庆佳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亲自接见了他，彼时王洪文便向领袖汇报了自己的这一段过往。毛泽东亦不止一次地向他人提及王洪文，赞誉他曾是农民，服过兵役，从事过工业劳动，而后又成为了一名干部。
毛泽东特地从《后汉书》中选取了刘盆子放牛娃的传记，命他研读，意在警示他：以刘盆子的资历、能力与当时的社会地位而言，其称帝实属偶然，全赖刘氏宗室的庇荫，方得“摸彩”得帝位。而你王洪文，资历尚浅，切需保持清醒的自我认知。若不勤于学习，进步迟缓，终将步刘盆子后尘，即便身处高位，亦不思进取，终日与“牧儿”嬉戏，最终难免落得失败的结局。
昔时，毛泽东对王洪文寄予厚望，然而内心亦存顾虑：我党过往确曾有过让工人阶级走上高级领导岗位的先例，其成效却不甚理想。王洪文是否能够担此重任？是否可能步向忠发后尘？毛泽东对此心生疑虑，特地命王洪文研读《刘盆子传》，其意图已不言而喻，显露出他对这一问题的担忧和忧虑。
王洪文邀约朱永嘉于次日携《后汉书》至康平路大院，详尽解读《刘盆子传》之内容。朱永嘉在接到通知后，于写作组办公室重新细读了此文。阅读完毕，他愤然拍案而起，面向身旁的市委写作组几位领导核心直言：“其意显而易见，毛主席是告诫王洪文，切莫沦为刘盆子之流！”
仅进行古文译注，摒弃一切评论之词。除了对《刘盆子传》进行白话文的详尽阐述，不宜再发表其他言论。
翌日，朱永嘉在王洪文的办公室内，一字一句地剖析着《刘盆子传》。王洪文听得格外专注，甚至亲自拿起《后汉书》研读良久。当讲述与阅读完毕，王洪文陷入沉思，良久未发一言。
王洪文是个机灵之人，对政治的敏感性尤为敏锐。只需聆听一遍翻译成通俗易懂的《刘盆子传》，他便洞悉了毛泽东让其阅读这篇文章的深意。然而，他亦是一位深藏不露的人物，在朱永嘉面前，他始终保持镇定自若。读完《后汉书·刘盆子传》后，他并未就阅读感受发表任何意见，而是巧妙地将话题转向其他，使得这场读书活动就此落幕。
王洪文此后的行径，预示着他必然遭遇败亡的结局。毛泽东曾命他研读《刘盆子传》，但王洪文终究未能参透其深意。毛泽东的忧虑并非无端：王洪文最终沦为了“刘盆子”的化身。
